杠杆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债务偿还能力，如果以清算为基础，则可将杠杆率刻画为负债与资产之比；如果以债务的可持续性为基础，则可将杠杆率刻画为债务收入比，就全社会而言，可将GDP作为收入，从而全社会的杠杆率为各个部门的总债务之和与GDP的比值。因此，可按部门、按行业分别对我国杠杆率进行分析。

　（一）我国全社会杠杆率适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2014年我国实体部门的杠杆率为217%，整体处于适中水平，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如日本的杠杆率为400%，法国为280%，英国为238%，美国为233%，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分部门看，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55%，相较其他国家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为26%，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为29%，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政府部门债务总额的一半，而且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政府部门债务存在重叠的情况，考虑到此状况，政府部门的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要高于现在的水平；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25%，高于大部分国家，也远远超过90%的国际警戒线，如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仅为67%，英国非金融杠杆率为74%；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38%，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全社会杠杆率虽然处于适中水平，但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过高，从而导致我国杠杆率结构性问题突出。

　（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后增速过快

　从增长速度来看，2007年以来，我国全社会杠杆率增加了83个百分点，增速远快于其他国家，仅低于爱尔兰、新加坡、希腊和葡萄牙等国。其中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增加了13个百分点，对全社会杠杆率增长的贡献为15.7%，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迅速，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其增速要远快于中央政府；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增加了52个百分点，对全社会杠杆率增长的贡献为62.7%；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增加了18个百分点，对全社会杠杆率增长的贡献为21.6%。由此可知，金融危机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是造成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2007年的58.2%上升至2013年的66.7%，上升8.5个百分点，而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51.2%上升至54.6%，上升3.4个百分点。因此，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三）产能过剩行业出现加杠杆的现象

　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上升，由2008年的52%上升至2014年的60%，其中，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上升速度更快，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资产负债率由2008年的59.0%上升至2014年的66.2%，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由48.0%上升至57.0%，石油加工业、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由61.9%上升至66.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由57.8%上升至63.7%。而非产能过剩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大都出现去杠杆的现象，如食品制造业的资产负债率由53.0%下降至46.9%，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由54.3%下降至47.9%。

　（四）房地产行业与我国债务关联较大

　据研究，2014年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约有45%的债务与房地产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就居民部门而言，房地产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占比保持在60%左右，同时抵押贷款占居民总负债的47%左右；就非金融企业部门而言，房地产又与钢铁、水泥等行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对相关行业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就政府部门而言，地方政府性负债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约占37%左右。因此，土地和房地产从抵押品、资金需求和还款收入三方面影响债务的扩张，当房地产价格下跌时，经济增速会下滑，从而对各个部门产生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并助推杠杆率的进一步增长。

　（五）通过影子银行筹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虽然银行贷款仍然是各部门贷款的主要渠道，但是通过影子银行进行贷款的规模不断上升，占各部门未偿贷款总额的30%左右，并在2007-2014年内以每年36%的速度增长。其中，理财产品更是以每年86%的速度增长，其市场份额已达到非银行信贷总规模的20%左右；信托贷款虽然占比较小，但是也以每年59%的速度增长；以小额信贷、P2P等方式为主的借贷占非银行信贷的规模最大，约为总规模的37%。银行系统通过银行间资产及表外项目直接或间接的参与非银行业务的融资过程，因此非银行金融中介的风险会对银行系统产生溢出效应，并使银行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传递，从而加剧银行所面临的风险。

　（六）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

　我国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外部债务风险较低，2014年我国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8.6%，同时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外储对外债的覆盖率为429%，外债的偿付能力高，偿债率为1.91%，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5%的警戒线，也低于世界银行建议15%的安全线。而且，我国目前的投资率约为44%，储蓄率约为50%左右，表现为净储蓄国家，因此可以容忍较高的杠杆率。2014年我国住户存款余额为50.7万亿元，住户贷款余额为23.1万亿元，再加上居民部门所拥有的住房、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居民部门的债务偿还能力高。而国有企业虽然杠杆率较高、资产负债率上升较快，但是国有企业多年积累了庞大的资产规模。截至2014年末，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02.1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53.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48.4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足以偿还现有的负债。同时，我国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矿产资源以及丰富的海洋及森林等资源，其中2014年全国重要矿产总量预测项目组推算我国23个矿种的总价值就达到244.4万亿元，加上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和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资产，政府部门也具有较高的偿债能力。此外，2014年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13%，一级资本充足率近11%左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10.56%，高于巴塞尔协议7%的要求，表明银行业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综合判断，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但是，也应注意到我国金融风险在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增加的同时利润增速却逐年下降。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2%，但是到2014年则同比仅增长3.3%，2015年更是同比下降2.3%，其中国有企业在2014年和2015年的利润分别下降5.7%和21.9%，利润逐年下降恶化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并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由于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因此企业的经营风险会向银行系统转嫁。

　第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面临双升的态势。不良贷款余额由2011年的4279亿元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12744亿元，不良贷款规模增加了近3倍，不良贷款率也由2011年的1%上升至2015年的1.67%。随着我国“去产能”、“去库存”的逐步推进，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还会进一步增加。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速较快。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5.4万亿元，或有债务为8.6万亿元，比2013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10.9万亿元和7万亿元分别增加4.5万亿元和1.6万亿元，分别增长41.3%和22.9%。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含基金收入）增速明显下滑，2015年同比下降3.7%，其中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减少，2015年同比下降了23.6%，主要是由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所致，2015年减少8840亿元，同比下降21.4%，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也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压力。而且我国正处于债务偿还高峰期，2016年到期偿还债务为2.8万亿元，占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18%，2017年到期2.4万亿元，占16%，2018年及以后年度到期6.2万亿元，占40%。在债务集中到期时，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存在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主要体现在借短期债务投资于中长期项目上。

　第四，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的不断增大债券市场违约案件频发。2014年有6只债券违约，而2015年违约债券上升至24只，债券市场违约的发行主体由民企发展到央企，违约产品品种由公司债发展到中期票据，如2015年发生的保定天威及中钢股份债务违约事件。特别是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背景下，债券违约概率将会增加，而债券大多通过银行发行，当企业不能兑现时，风险将转嫁至银行，从而使银行面临的兑付风险上升。

　第五，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风险激增。国内以P2P网贷行业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其中P2P网贷行业累计成交量规模不断增大，P2P也成为理财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品种，在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出现了P2P跑路、坏账率攀升、信用贷款逾期率激增等问题。2015年全年问题平台数量达到896家，是2014年的3.26倍，问题平台数占行业的34.5%，金融创新速度过快发展导致金融制度及金融管理相脱节，由此造成特定领域的金融风险加大并逐步向其他领域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