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实体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果。尽管如此，其结果还是受到国际业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比如，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单项排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一定问题：2008年排名仅为第109名，2009年前进至第81名，2010年跃升至第57名。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一方面应坚持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不要因噎废食，但同时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循环渐进。这是因为，从防范危机的实际效果看，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进程必须取决于中国国情。同时，还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完善监管制度，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否则，金融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拖累整个实体经济，影响增长，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绝大部分国家之所以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而难以突破递进，除其他原因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对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在1974-2003年整个中等收入阶段，拉美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大约35%的拉美国家多次爆发危机，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银行危机不仅对拉美短期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了长期增长，代价巨大。通过对1974-2001年76份国家年度信息进行的经济增长回归分析发现，拉美每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拉美银行危机的平均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几乎是OECD成员国的两倍，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出约三分之一；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爆发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甚至引发了政治危机，数月后总统被迫辞职，次年阿根廷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经济活动的增长率下降了10%，财政赤字占GDP的5.9%，公共债务占GDP的60%；乌拉圭2000年金融危机导致财政赤字占GDP的4.1%，公共债务占GDP的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