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就曾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有些国家甚至被称之为“政变之国”。根据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国家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15年。例如，1990-2005年非洲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同期流入这个大陆的全部国际资助，即大约2840亿美元。每次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之后必然出现经济停滞，随后便是通胀、债台高筑、投资剧减、大量失业、公共服务短缺等等，为爆发下一次社会动乱埋下隐患。这提醒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中等收入阶段里，强调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安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必须面对的。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挑战。除了前述“转型风险”、“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杀陷阱”等各种风险之外，甚至还包括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陷阱”等诱因。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尽管如此，33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第三次跨越中，“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