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证明，目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几乎都是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上升时期建立起来的，可以说，60-7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例如，法国1970年之前GDP增长率最低时没有低于4.3%，最高曾达7.0%，于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劳动保护制度和福利项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法国和欧洲福利国家的良好预期，法国增长率从1974年的4.5%骤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虽有反弹，但却始终没有超过50-60年代的水平，增长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1960-1969年法国年均增长率是5.6%，而1978-2009年仅为2.0%。

　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高福利制度成为法国财政的沉重负担，但福利刚性却使改革遇到极大阻力。于是，1995年以来，在政府主张改革与社会极力反对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很多法国和欧洲学者开始反思70年代初的仓促与盲动，并为之而叹息。

　虽然拉美国家建立社保制度和福利项目的时间大多是在二战前，略晚于欧洲，但战后发展很快，逐渐成为财政的一个负担。为减少国家财政责任，拉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将国家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和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私有化改革时，绝大部分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例如，1981年智利改革时人均GDP为2876美元，1994年阿根廷改革时7591美元，1997年乌拉圭改革时7361美元，1997年墨西哥改革时4274美元，2000年哥斯达黎加改革时4057美元。由此可见，拉美社保制度改革的时间虽与欧洲国家改革几乎同步，甚至略早于欧洲。但80-90年代欧洲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例如，法国1995年首次实施改革时人均GDP为26421美元，2000年瑞典养老金改革时27879美元，这说明，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迟缓的经济增长使社保制度显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时宜。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吸取当年欧洲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和拉美国家的一些教训，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超前会“透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换言之，社保制度建设要防止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

　1970-1977年法国GDP增长变化（人均美元，时价，%）

　资料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