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三星通信宣布将于年底关闭的同时，天津市滨海新区官方微博“滨海发布”称，三星正加大了在天津的投资力度，建设全球尖端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等项目，新增投资达到24亿美元。除了增资扩建之外，三星关闭手机生产线转而布局两大高端产业也被业内认为是其在中国产业战略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

　　三星在华战略的一“退”一“进”，深层次反映的是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后是中国“人工红利”的逐渐消退。华创证券指出，过去六十余年，中国15-65岁劳动力人口占比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2017年该比例较1964年上升16.1个百分点至71.8%。但2011年开始，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红利有所消退，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较2010年下滑2.7个百分点。

　　应该看到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商品房价格以及租金的快速上涨，生活成本的上涨使“招工难”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并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客观上侵蚀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张梅称，“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听人力总监说招不到人，订单多的时候，总经理都不得不下车间临时帮忙。”

　　而与此同时，“工程师红利”的积累正推动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华创证券指出，1999年开始中国进入高校扩招期，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的人数从2004年的120万和15万左右增长至2016年的400万和56万左右。在此背景下，过去十年，中国大中型高技术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高达24%。

　　目前中国年轻工程师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同步增长。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使外资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越南等地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还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今年以来，LG化学、SK创新、松下等日韩电池大厂都在中国扩大了电投资。10月23日，总投资20亿美元的LG化学电池项目就在南京开工。

　　“中国制造业在丧失廉价劳动力优势后，依然存有一定的优势，例如产业工人数量较多、宽松的监管机制等。相对于越南等低成本的产业工人，中国的产业工人综合优势则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劳动效率、技术熟练程度等方面，加上‘工程师红利’的不断释放，这都有利于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曾经多次前往三星手机越南工厂考察的一家供应商的韩国高层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比来看，中国的工人明显要比越南的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作业前教育比较快，作业准则掌握比较快，技术工人数量十分庞大而且非常好管理，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升。在我看来，三星手机搬到越南，并不是中国已经不适合三星手机，而是三星手机已经不适合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