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态势。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因素决定了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抬头。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下降。因此，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特征。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表现为“四低”特征，即持续的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和低利率。“新平庸”或“大停滞”的世界经济，通过贸易渠道、投资渠道和汇率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较为不利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不协调，给2016年脆弱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风险。2016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将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类波动，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冲击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复苏夭折。因此，世界经济不仅面临总体性的持续低迷，同时还存在“二次探底”可能，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全面实现周期逆转。

　第二，内部再平衡带来的冲击将持续显化。一是出口持续下滑决定了过去利用政策性内需弥补外需的方法出现失灵，简单的“扩投资”不仅不能改变中国“贸易品过剩、非贸易品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强化了贸易品过剩局面；二是出口持续下滑意味着中国储蓄过剩将持续出现，但由于资金市场的刚性，无风险基准利率难以快速下降，市场性投资不仅没有在充足的储蓄供应下有所上扬，反而由于投资预期收益的下滑、投资空间的压缩以及资金匹配的结构性问题等因素出现下滑，计划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宏观平衡的压力持续上扬；三是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带来的是偏向性救助和资源流动，导致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投入不仅强烈地挤压了民间投资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导致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廉价的资金大举进入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以及其它非主营投机性业务，导致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四是工资与福利性收入持续超国民收入分配的后果开始显化，一方面国民消费率在中高端消费供给短缺的制约下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在政府投资功能没有得到转变的前提下而实施的社会建设和福利体系建设，严重侵蚀了企业的投资收益，在外部需求持续下滑、内部盈利大幅度下降、新型政商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等因素的作用下，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形成和研究开发增速持续下滑。这不仅导致短期需求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长期潜在增速伴随短期增速持续下滑而下滑。

　第三，汇率贬值、债券违约、房地产价格泡沫、期货价格大幅度波动等因素在2016年下半年所带来的局部风险将进一步上扬，这将大幅提升经济主体的风险厌恶情绪，从而导致风险溢价大幅度上升、资金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双重趋紧，进一步导致投资下滑。特别是由于房地产泡沫扩散力度和上扬态势远远超过预期，对于房地产泡沫的治理很可能导致目前快速上扬的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房地产健康复苏存在夭折可能。

　第四，中国目前不断加剧的扭曲、不断弱化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全球性结构性改革竞争，决定了2016年下半年必须全面启动结构性改革，这是最佳时点和必须时点，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定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短期阵痛和下行压力。

　第五，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对于下行压力有较好的对冲作用，但是，不断蔓延的房地产泡沫与持续上扬的金融风险将严重掣肘货币政策的宽松取向，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高额成本将严重压缩财政政策更为积极的空间。虽然中国经济周期已经开始从底部反弹，但新型的激励相容的正向激励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各类政策传导的行政机制和经济机制还没有完全常态化，政策对冲下行压力的效果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