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应做出新的调整。

　一、要把握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回落的逻辑，高度重视当前总体经济增长动力持续下滑的现实，要密切关注目前劳动生产率下滑、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下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与投资等内需持续同步回落等现象，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到投资收益预期逆转、劳动力生产率回升之上，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包”。

　1、要利用目前比较宽裕的财政空间来化解持续“超国民收入分配现象”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

　2、要充分认识金融资源过剩所带来的“金融资源诅咒”，要采取系列政策缩小实体经济收益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

　3、对于短板行业、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研究开发以及人力资本等领域的投资应当全面提升，这不仅关系到短期总需求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中期潜在产出水平提升。

　4、实施多种举措，积极化解“民间投资急剧下滑”困局。1）实质性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依然是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核心；2）投资领域特别是第三产业投资领域的开放依然是关键；3）改变金融资源过度偏向性投放，在目前国有企业软约束问题重新高涨时点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很多降成本的举措难以解决民间投资燃眉之急，同时也不是民间投资下降的核心原因；5）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认识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

　二、十二大类扭曲现象证实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的迫切性，一方面我们必须抓住当前经济不断探底所带来的“大破大立”的大改革时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梳理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不顺的关键，重新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和实施的“抓手”。

　1、“僵尸”企业的出现、高债务和高产能部门的显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恶化以及局部区域经济的塌陷，已经为大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口。

　2、按照上述预测，今年年底中国经济“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显现，明年年底会出现复苏迹象，这决定了今年到明年是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

　3、反腐倡廉为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这并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实施的充要条件，通过行政权力的重构来强化改革执行力和统筹性是成功推行大改革的另一必要条件。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需要有实施的先后顺序。整顿“僵尸”企业和淘汰过剩产能必须与制度性改革相结合；短期而言，减免税收成本要比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更为重要，但中期仍要落脚到体制改革上来；短期“补短板”推行力度可以进一步强化，但中期来看，“三去”等存量调整依然是关键和落脚点；在近期下行压力持续抬头、风险持续上扬的经济环境下，优先出台“扩需求”与“促改革”相契合的举措；重新规划实质性改革并落在实处是提振目前低迷信心的关键，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新规划和政府行政改革规划的出台是树立民间投资信心的关键，各类社会安全体系建设规划出台是提升消费信心的关键。

　三、需要进一步强化从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深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明确供给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1、世界经济在技术进步、潜在增速、投资增速、贸易增速以及劳动力生产率等众多变量上的持续下滑，说明世界经济已经陷入“长期停滞”或“新平庸”状态，世界技术进步大周期、大宗商品超级大周期以及世界经济不平衡周期，不仅决定了中国外部环境难以在短期得到改善，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很多基础性变量也将伴随世界变量陷入低迷状态。

　2、中国在很多经济参数上与世界具有同步性，但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以及体制特征也将赋予各种变量变化中国特色。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应对世界危机和风险传递的中期应对策略，避免过度频繁地进行运动化、短期性的刺激政策；但另一方面，需要政策思路的创新，避免在政策模仿中走偏。

　3、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爆发。

　四、要在增量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强化存量调整的力度，盘活存量、清除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毒瘤”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关键。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在强化监管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1、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与高债务叠加产生的内生性紧缩效应。

　2、通过清除“僵尸”企业、重组高债务企业、加速产能过剩行业产能退出，厘清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恢复市场自我出清的功能，并创造适度的盈利空间。

　3、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利用股市实施的宏观债转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较大幅度下调应当同时并举。

　4、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背离问题。

　5、进一步通过差别化政策推进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业、创新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失败的教训，不能把中国战略转化成各级部门短期的“行政运动”，更不能通过国家补贴等模式形成新的寻租活动。

　五、要充分利用中国政府在体制和财政空间优势，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全力配合更为主动、更为全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考虑到2016年-2017年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5%-4%的区间，中央政府要积极利用国债发行来增加政府支出能力，加大改革推行力度，解决目前国民收入超分配所带来的“投资-消费”两难困境。

　2、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崩塌的问题。

　3、应将结构性减税过渡为总量性减税，特别是对于那些供给不足、创新活力强、升级压力大的行业进行全面减税。

　4、快速启动过渡期的财政支出新措施，改变目前财政支出难问题，要在“堵歪门”的同时，快速启动“开正门”。

　5、财政支出应当从投资导向向民生导向转变，从补贴导向向福利导向转变。

　六、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重构。1）在内需持续回落、外需持续疲软、泡沫与风险上扬之时，货币政策既要避免过度宽松的定位，也要避免从紧取向。2）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为经济摆脱内生性下滑困局，这两大目标应是当前货币政策选择的落脚点，优于其他目标。3）货币的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要有组合。4）治理“萧条性泡沫”以及局部金融震动向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化依然十分重要。新型、全覆盖、强力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显得尤为迫切。5）资金回归实体不能简单依靠过度的、行政化的定向宽松。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的核心是利用多种政策组合，从根本上改变日益下滑的实体投资收益率与虚拟投资收益率的比值。

　七、持续关注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及时调整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对于一二线城市实行供给导向政策，在增加土地供应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着力，加快房地产销售向投资的转化，避免全国房地产投资下调过于剧烈而陷入紧缩链条。对于三四线城市实行需求导向政策，鼓励房地产销售，增强复苏的韧度。

　八、要持续关注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市场压力，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尽管去产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总体可控，但叠加经济下行调整本身的就业压力，失业风险依然不容忽视。建议：1）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鼓励市场进入和竞争，促进服务业可持续发展。2）重视传统制造业发展的连续性以及与服务业扩张的协调关系，把握好转型升级和退出的节奏。3）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急剧放缓的局面，应出台专项计划加大对劳动力市场流动的支持力度，多项并举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报告除特殊标注以外，其他数据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