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雪青 “中国创新药下一程的关键,不在科学,而在资本。”格雷格·维尔丁(Greg Verdine)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中国在生物药、小分子药物和AI制药领域已形成世界领先的科学与工程能力;从“同类最佳”走向“全球首创”,考验的是资本能否为新靶点承担风险、为失败留下第二次机会。 维尔丁兼具学者、创业者与投资人三重身份。作为学者,他29岁受聘于哈佛大学、35岁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作为创业者,他创立或联合创立十余家生物科技公司,参与推动Parabilis Medicines(创下VC支持的生物科技公司IPO募资纪录)等多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作为投资人,他历任Third Rock Ventures(美国知名生命科学风险投资机构)、毓承资本等机构风险合伙人,现任硅谷顶级风投a16z生命科学与健康领域风险合伙人。 近日,维尔丁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结合其长期穿梭于美国学术、产业与资本市场的丰富经验,探讨中国创新药如何跨越资本关以及AI将怎样改变创新药研发。 中国创新药已有领先能力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国际位置,维尔丁表示:“中国如今在生物药发现方面已经变得非常高效。”一些中国企业的能力十分突出,部分领域甚至超过西方头部药企。AI让药物发现越来越像一项高度复杂的工程,而中国企业在规模化、制造、药物筛选和AI方面的优势相互交汇,形成了世界领先的能力。 在小分子药物领域,中国同样建立了不容小视的实力。维尔丁认为,这得益于强大的合同研发生产服务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生物科技行业正在整合,强者进一步壮大。经过整合的头部企业拥有更多资金、人才和研发能力,正在接近美国优秀生物科技企业的创新和风险模式。 “不过,近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许多项目,仍围绕早已发现、甚至已有药物上市的靶点展开。”维尔丁提到,中国企业擅长显著改善药物性能,做出“同类最佳”;但成熟靶点的优化空间终会收窄,下一步必须在靶点选择上承担更大风险,转向“全球首创”。 “阻碍中国这样做的并不是科学能力,而在于资本市场能否承受更高的风险、能否更有效地助力产业发展。”维尔丁说,“一些中国头部药企已经具备资金、人才和雄心,有望实现这种跨越。真正原创的药物将为社会提供此前不存在的治疗选择,也更可能穿越市场波动。” 资本需给失败第二次机会 众所周知,创新药研发“九死一生”,耐心资本是助力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如何在漫长的不确定性中识别真正的创新,并判断一个项目值得继续等待还是应该及时止损,是投资机构必须面对的难题。 维尔丁表示,他合作过的风投机构,都愿意长期押注可能带来颠覆性突破的技术,也清楚这意味着巨大风险、长期等待和持续投入。“不是所有投资者都愿意这样做。”他说,“与改良成熟靶点相比,首创新药成功概率更低,也更考验资本的期限和耐心。” 维尔丁对此深有体会。他当时已在Third Rock Ventures任职,却仍用了四年才说服基金创办Warp Drive Bio(专注天然产物药物发现的生物科技公司)。“整整四年,而且我当时就在基金内部。”直到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愿意与Third Rock Ventures共同承担风险,项目才获得进一步支持,相关技术后来进入Revolution Medicines(专注RAS驱动型癌症疗法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研发体系。 当被问及对年轻科学家的投资态度,维尔丁表示,他看重才华、热情和投入,也看“可塑性”:思想是否开放,学习是否足够快,能否把复杂技术讲清楚。“他们可能还不会经营公司,但可以学习。”创始人既要教会投资人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也要在技术受挫时调整方向。 “资本市场的环境影响着美国医药的投资生态。”维尔丁说,在美股医药板块经历一段时间调整后,美国部分医药风投开始缩小基金规模,转向有成功履历的创业者;美国高利率环境也在抬升融资成本,支付和定价机制又影响药物上市后的回报。 “没有投资,就没有创新。”维尔丁认为,“资本承担了巨大风险,也必须有机会获得与风险相称的回报。” AI无法取代药物研发科学家 AI会不会取代从事药物研发的科学家?维尔丁的回答是否定的。相比AI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他更看好AI在药物发现中的作用:人类距离解决一些医学难题仍很遥远,科学家需要更强大的工具。 不过,真正起作用的并非单独的AI。他认为,关键在于把AI、基于物理的方法和自动化结合起来,提高筛选、设计和验证效率。AI进一步放大了中国擅长工程化、规模化和制造的优势,推动药物发现进入新阶段。 “未知的东西无法拿来训练。”维尔丁说,生物学中未知的部分可能仍多于已知,人类对大脑、认知和许多疾病机制的理解远不完整。AI可以从已有知识中寻找规律,却不能替科学家决定哪些未知问题最值得追问。 “我依然建议年轻人学习生物学。”维尔丁说,“未来几十年,人类仍会不断发现新的生命规律。AI会让发现更快,却不会耗尽科学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