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费杨生 倪铭娅

　　京津冀签署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广西自贸试验区设立5个协同发展区……近日，自贸试验区建设新进展不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专家表示，作为开放新高地的自贸试验区应持续探索开放新路径，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实现质的提升，更好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田”“排头兵”功效。

　　“试验田”里播良种 开放发展谱新篇

　　“没有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就没有美安康。”回忆起当年公司创设经历，美安康执行总裁斯榕印象深刻。

　　“2015年创业之际，上海自贸试验区已放开外资认证机构的准入。美安康仅用半个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快速落户浦东金桥，成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的第一家外资认证机构。”斯榕说，“这些年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离不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优质营商环境，与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密不可分。”

　　在今天的对外开放中，负面清单管理已成常态，但在10年前其还是新鲜事物。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司长杨正伟说，设立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试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013年9月，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运行，并第一次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十年来，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历经7次“瘦身”，从最初的190项到现在的27项，制造业条目已经清零，服务业准入大幅放宽，见证了中国稳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行动。

　　不仅仅是负面清单管理，包括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核心的贸易便利化模式、“证照分离”等政府管理改革等，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并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勇当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

　　一批世界领先产业集群在自贸试验区多点开花。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以“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蓝天梦”“未来车”“数据港”六大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浙江自贸试验区集聚油气企业上万家，保税燃料油加注规模居全球第五……根据商务部统计，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18.4%的外商投资和18.6%的进出口贸易，打造新时代产业创新发展“新标杆”。

　　十年来，从0到22，自贸试验区扩面增效，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共谋发展、共促创新、共享成果，自贸试验区红利更广、更强释放，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助推器”。

　　“可以说，自贸试验区已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增长极’和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高地’。”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说。

　　新起点新机遇 稳步实施提升战略

　　一粒良种，一个苗圃，一片森林。站在下一个十年的新起点，需要以更大力度推进自贸试验区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更大范围推广“试验田”经验，发挥“领头雁”效应。

　　“从开放模式上看，自贸试验区是自主开放模式的重大突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解释说，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自贸试验区均属于世界海关组织定义的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但自贸试验区从主要适应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发展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向区外拓展，探索了原本局限于园区的政策制度拓展到区外乃至全国的新路径新模式；向集散“服务贸易”相关要素资源拓展，满足了全球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扩大开放为主的新要求，也适应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

　　这种勇于突破结出了制度创新的丰硕成果。“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设立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最具影响力、含金量最高的几项制度创新成果。”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如是说。

　　这种勇于突破增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决心。在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看来，自贸试验区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战略牵引，十年试点的突出价值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这种勇于突破也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所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对标开放水平和市场水平较高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系统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经贸协定，针对符合我国改革开放需要的规则条款，做到“可试尽试”。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绎。全球化进程受阻，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安全问题更加凸显；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数字化、绿色化正加速重构国际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建设必须直面挑战，紧抓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落实好这个战略，关键是在‘提升’上下功夫。”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提升，市场准入水平要提升，改革系统集成、协同创新要提升。

　　在不少专家看来，自贸试验区建设新突破，应抓住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尽快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积极参与制定的转变。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主动开展试点。12月，《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发布。专家表示，这无疑是自贸试验区建设迈步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

　　自贸试验区建设新突破，还要抓住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大发展的机遇，利用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快、势头好的优势，在全球经贸新兴领域形成中国方案。“可考虑设立适应数字经济开放发展需要的数字经济自由区，主要围绕集聚和配置数字要素开展改革开放探索，为带动全国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崔卫杰认为。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瞄准重点突破口

　　在新起点大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核心。这已成为接受采访的专家和部分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增强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能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联动发展水平是重要突破口。

　　“经过十年建设，‘低处的果子已经被摘完’，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案例变得越来越难，改革需要从更深层次理解并挖掘制度创新。”符正平说，要加强集成化、差别化的制度创新，做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风险测试、压力测试。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先行先试”力度。“采取多种方式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质性赋予各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提升制度创新能级，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崔卫杰建议，创新赋权方式，实质性提升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权限；推动以保税维修目录为代表的“目录式”放权向综合性赋权转变。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符正平建议，对标世界银行最新的宜商环境标准体系和国内外最佳实践，在营商环境方面提出整体性建设方案，建立营商环境的长期监测和定期评估机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整体策略以及方案的实施方式。

　　十年磨砺启新程，又踏层峰望眼开。自贸试验区的十年成长，打造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生动样板，也必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更具特色的差异探索为抓手、以先进产业集群为载体，续写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