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空间受制约

　　今年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当局有两个稍有差异的表述，一是坚持逆周期调节，二是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很明显前者在逆周期调节问题上较为明确和坚定，方向感较为清晰；而后者则要求逆周期调节要把握好时机和力度，要有分寸和灵活性。前者往往在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时使用，而后者则是在不确定性和压力有所缓和同时伴随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时采用。不难看出，后者的表述表明货币当局在逆周期调节问题上已经不是全力以赴，而是有所保留。从“坚持逆周期调节”到“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实质上是说货币政策宽松虽有空间，但却是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约的。

　　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既有一定频率，也有不小的力度。货币当局总共实施了五次整体性和结构性降准，使目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水平降为11%，较2017年平均水平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货币当局运用各类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增加短中期流动性并推动市场利率水平走低。之后货币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已合理充裕，有的阶段甚至十分充裕。在这样的货币流动性状态下，进一步大幅放松货币政策显然是不够恰当的。

　　2018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利率水平不同程度地持续回落。以货币市场利率DR007、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例，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已分别回落了20BP和73BP。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由5.91%回落至5.69%，降幅为22BP。2019年二季度以来，贷款利率还在进一步下降。2009年6月末与2019年6月末CPI分别为-1.7%和2.7%，同期估测实际利率分别为4.87%和0.54%。目前的实际利率水平要比十年前明显低得多。再从国际比较看，目前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基础利率水平约为5.5%，而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的为4.35%；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2.25%-2.50%区间，高于目前SHIBOR隔夜利率的中枢水平2.00%。按理中国的利率水平高于美国的利率水平，合理利差的存在对保持资本的净流入有裨益。由此可见，即使美联储实施降息，我国利率水平下调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2017年以来，去杠杆政策作为重要针对性举措加以实施。经过2017-2018年的调整，我国宏观杠杆水平有所下降，总体上较为稳定。但2018年以来，除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稳定外，政府和居民的杠杆水平均有明显上升。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报告的数据，2018年初至2019年一季度，政府、居民杠杆率分别由35.77%、50.38%上升为37.67%、54.28%；同期企业部门则由158.9%略降至156.88%；总体杠杆水平由245.05%增加至248.83%，上升约3.8个百分点。

　　笔者认为，对于目前杠杆水平和债务水平状况十分担忧的观点，似乎是夸大了风险。国际上有些经济体比我国的杠杆水平还要高，经济运行依然长期保持平稳，关键要看什么样的金融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我国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与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所形成的金融供给结构，加上具有明显的国企和地方政府特点的金融需求结构，出现宏观杠杆水平偏高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但宏观杠杆水平毕竟偏高的现实状况，导致稳杠杆政策在未来一个阶段不可能出现根本改变。在杠杆水平已经又有抬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会有大幅提升杠杆水平的风险，与去杠杆或稳杠杆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因而是不太现实的。

　　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变化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2019年以来，物价走势出现分化。物价走势的一个特点是CPI在食品价格推动下逐步上升，猪肉、蔬菜和鲜果价格轮番走高，CPI正在接近政策调控目标3%；另一个特点是PPI在内外需求走弱的牵引下逐步走低。2019年6月末PPI环比已经为负，同比则接近0值。两者态势可能进一步有所分化，南辕北辙。笔者虽然不赞同今年物价上涨对货币政策会带来压力的观点，但必须客观地考虑到，当连续几个月CPI迅速走高、甚至突破3%的情况下再进行降息，会不会引发CPI出现阶段性更大程度抬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向松调节应该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2015年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在1：6至1：7区间波动。2018年后受外部因素影响，人民币承受了不小的贬值压力，汇率两度接近1：7而最终没有破所谓重要“关口”。在内外需求走弱、经济运行具有下行压力、经常项下顺差趋于减少的情况下，未来人民币汇率的主要风险可能依然是贬值。而货币政策则是影响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对人民币贬值形成压力。如果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减轻其贬值压力的角度考量，货币政策最好是不再进一步宽松。

　　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重点在结构

　　笔者认为，未来货币政策继续向松调整有空间，但其空间是受到制约的。事实上，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总量上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实现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利率水平的明显下降。目前的难点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结构性的。未来货币政策应保持两个基本点：一是继续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状态，二是推动利率水平进一步走低。而主要任务则是运用结构性工具努力促使低成本的资金加大力度流入实体经济之中。

　　目前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并不理想，是因为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比较容易受到银行体系的制约。一定时期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取向与货币政策取向之间会存在差异。通常有可能出现货币政策要向东走，但银行体系却要向西去的状态；或者是货币政策想快些推进，而银行体系则觉得慢些好的状态。商业银行往往会存在作为经营主体的独立诉求，有时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当前情况下，尽管流动性已合理充裕，但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较低，信贷投放就会相应较为谨慎。这在客观上与逆周期政策调节的要求之间存在距离。而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如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后相当部分货币供应会立即进入资本市场，进而直接注入实体经济，而不需要经过银行体系“过滤”。

　　有鉴于此，从长期看，我国融资结构需要加以改善，应加大力度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针对性地推动银行的资本、人才、网络等各种资源进入证券业，加快资本市场成长。短期看，则需要银行体系的风险偏好及其相关的机制和流程作出合理调整。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可以运用各种工具推动银行体系的决策机制和流程进行优化，以更好地推动已经比较宽松的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

　　除了银行体系以外，非信贷非股债社会融资也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重要方面。因为非信贷非股债社会融资属于融资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2015年初，非信贷非股债融资在社融中占比约17%。而近年来，实体经济感到有压力的主要不是信贷紧缩，而是因为非信贷的融资受到了很大制约。尽管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业务增长缓慢，有的仍在负增长。2016年末开启了金融去杠杆进程，非信贷非股债融资在社融中占比2019年6月回落至11%。事实上，非信贷非股债融资达到一定的规模，与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形成匹配，是实体经济融资多样化的需要。实体经济既需要从银行获得信贷，也需要以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来取得直接融资，还需要适当规模银行表外融资等其他方式的融资，融资环境才会得到更好的改善。

　　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是货币政策传导效应改善中的重要目标。从大型银行近年来的表现来看，其支持力度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迫在眉睫的是，中小银行如何能够坚守自己的本位，更多地开展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业务。个别银行事件使得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状况受到牵连，导致负债环境不利于中小银行加大力度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融资。这需要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以针对性的手段来加以调节和改善，包括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向其提供流动性、定向降准等来降低其融资成本、增强其融资能力；或为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及其他债务性融资进行增信操作等等。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处在历史和国际的较低水平，进一步大幅降息效应十分有限，且受到多重因素掣肘，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则有助于货币政策提质增效，更好地解决结构性问题。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经过多次下调已达到平均11%的水平，结合超额准备金率考量，在国际上已属于不高的水平，有下调空间但也已不大。未来宏观经济如果遇到巨大冲击，货币政策可以适度继续向松调整。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逐步趋向平衡，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未来仍有进一步下降可能，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运用价格型工具开展调控将逐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调节方式。

　　在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可能降息以及我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未来货币政策调整是否有很大的空间？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处在历史和国际的较低水平，进一步大幅降息效应有限，且受到多重因素掣肘，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则有助于货币政策提质增效，能够更好地解决结构性问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