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经营受到行政约束的年代，银行业的首月效应特别明显。为了约束信贷投放不均匀，避免对正常经济运行和流动性环境造成的冲击，货币当局曾对银行信贷节奏进行了引导和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的季度间比例要依一定的节奏进行。从历史经验看，银行基本上能围绕这个标准进行，但首月效应仍然比较明显。2019年首月效应特别突出的原因，是货币环境持续偏紧后，在2018年四季度前后出现边际放松，以及新年首月进行的降准释放了银行扩张空间。

　　首月效应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商业银行信贷增长中，无论是部门分类，还是期限分类，都表现出同向的回升态势。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23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9898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2.58万亿元，均比上月有明显增长；受楼市调控政策影响，家庭部门1月份增加的信贷规模并不明显，但企业部门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8000亿元。1月份新增信贷的部门分布中，唯一例外的是金融同业投放减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3386亿元，主要是监管规范效应进一步发酵的结果。较长时间以来，货币当局持续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为监管目的和政策要求，要求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加上“去杠杆”工作见效，金融同业间资金财务性周转需求大为下降，从而使得银行对非银金融机构的投放减少。

　　从新增信贷的期限分布看，1月份近3.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中，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的当月值为14009亿元，比上月增加988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806亿元；中长期贷款的当月值为20969亿元，比上月增加1591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59亿元；可见，增量主要集中在短期贷款。从贷款的期限类别上看，中长期贷款的政策导向性更强，短期贷款更多地反映了当前经营的状况，因而中长期信贷的较多增长，并非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而是银行信贷投放节奏上的首月效应而已。

　　不仅信贷增长存在显著的首月效应，社会融资增长也存在显著的首月效应。社会融资增长的首月效应，并不仅仅是由于构成社会融资最主要成分的信贷增长具有首月效应，而是其它非银行融资渠道中，许多融资渠道增长也具有首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