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定，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有所提升，但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国内股市汇市波动加大、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等问题影响下，经济运行呈现温和回落态势。一是宏观经济有所回落，尚在合理范围之内。二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新动能快速成长。三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不断释放发展潜力。四是全年预期目标可以实现，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展望四季度，“六稳”政策逐步显效，新动能加速成长，房地产市场运行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宏观经济有望延续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滑落，股市汇市震荡，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有待改善，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影响逐步显现，经济领域风险与挑战增多。

　　初步预计，四季度GDP增长6.4%左右，全年增长6.6%左右，能够较好实现政府预期调控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全年新增就业有望达到13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通胀水平略有回升，全年CPI预计上涨2.1%左右；贸易顺差缩小，国际收支保持平衡。

　　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一是世界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显现。逆全球化行为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立竿见影。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8年上半年大幅下降了41%，从2017年上半年的8000亿美元下降至4700亿美元。其中，美国FDI流入下降了73%，为460亿美元。预计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将继续下滑，并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全球利率上升容易诱发金融动荡并阻碍经济增长。美联储加息进程导致部分国家资本流出、本币贬值、金融动荡、债务压力加大。2018年以阿根廷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剧烈金融动荡，虽然根源在于国内，但美联储加息是直接诱因。预计2019年美联储加息不仅冲击其他金融市场，也会影响到美国金融和资本市场。与此同时，全球利率上行也进一步增加了债务负担。根据IMF《财政监测报告》，2017年全球债务水平达到18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纪录，过去10年间增长了50%，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加大。总体来看，2019年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由回归正常逐步转向紧缩的拐点出现，全球经济调整风险加大。

　　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多。一是全球化趋势遭遇困难和冲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个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很大差别，国际政策协调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联合国、G20、APEC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二是地缘政治冲突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地缘政治局势恶化等“黑天鹅”事件出现。三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影响，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风险增加。

　　劳动力供求关系趋紧制约经济增长。经济理论表明，在实现充分就业的状态下，如果不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速将达到极限。2018年9月份，美国和日本失业率分别下降到3.7%和2.5%，已经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受此影响，美日经济增速已经达到极限，未来将见顶回落。欧元区失业率下降到8.1%，但主要为结构性失业，有效劳动力缺乏。另外，一些新兴经济国家也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

　　国际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依然较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多轮动荡，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应对金融风险能力和经验有所增强。同时，投资者也逐步认识到，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是经济好转的标志。因此，2018年美联储加息诱发的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金融动荡，并没有形成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预计2019年美联储加息仍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但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国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

　　综上所述，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将越过本轮增长周期的顶点，增速小幅回落，由前两年的3.7%下降到3.6%左右，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进一步分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出现普遍回落趋势。美国减税的边际效应将递减，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2.9%回落到2.5%；日本经济与美国高度相关，经济增速将回落至0.9%；欧元区经济增速将见顶回落，预计2019年回落至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仍可达到4.7%左右。印度经济仍将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预计2019年可达7.4%，在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在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背景下，中东与非洲国家将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延续复苏步伐，并对独联体经济体、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形成较强的辐射效应。

　　二是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仍具良好基础。

　　首先，政策有空间。一方面，经过债务置换和财政整固之后，各级政府债务压力有所缓解，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间，特别是将重点转向减税降费的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措施逐步显效，整体杠杆率稳中趋降，金融风险有所释放，同时通货膨胀水平温和，因而具备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保持良好金融环境的条件。

　　其次，改革有动力。紧抓改革开放40年契机，各项改革举措正稳步推进，特别是完善体制机制，彻底扭转“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局面，进一步缓解地方政府压力、调动积极性、激发活力的潜力巨大。

　　再者，开放有红利。我国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重大开放举措将逐步释放政策红利。

　　最后，市场有潜力。我国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内需潜力广阔。

　　三是国内经济领域风险不容忽视。

　　警惕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近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给我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警惕资本市场动荡风险向金融系统蔓延。受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美联储加息负面溢出效应以及国内去杠杆、严监管等多重因素影响，2018年以来我国股市、债市、汇市出现较大幅度波动。部分上市公司股价已经处于历史低位，IPO发审工作受到影响，债券市场收益率走高，企业债违约事件增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将有所减弱。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上升。由于资本市场动荡、债券违约、汇率波动等因素导致银行风险控制加强，流动性进一步收紧，风险溢价提高将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攀升，冲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大金融系统风险。

　　警惕产业体系重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然而这种多年积累的产业体系正被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所打破。一方面，部分企业开始谋求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厂生产，甚至有跨国企业调整未来全球发展战略，对国内产业链生态造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环保督查力度加大和生态治理使得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生产受到影响，部分企业甚至被迫关门停产，将产业链转向海外。

　　警惕实体企业市场预期不佳风险。一是社会上“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不当言论，对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造成较大打击。二是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导致企业家预期不稳，个别企业甚至暂停后续投资。三是环保治理政策的不确定性增添企业家投资顾虑，“一刀切”式的环保治理做法使部分企业频繁实施限产停产，部分企业即使环保达标也无法正常生产。四是实体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不强，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部分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影响。五是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