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为什么美国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主要是工业国家和富裕起来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育龄人口都选择不要孩子，或者少要孩子、晚要孩子？一个原因很可能在于养育孩子在这些国家变得十分昂贵。但问题是，同样花费不菲，选择饲养宠物而不是养育孩子的育龄人口，这些年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多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德·G.布赫霍尔茨曾担任过老布什政府的白宫经济政策主任，他在所著的《繁荣的代价》一书中指出，经济繁荣会带来逐渐腐蚀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些重要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口减少。这方面现象不但体现在今天的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而且还曾在历史上屡次上演。

　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人，生性强悍，创下多次击败强大的波斯军队的骄人战绩。但在斯巴达这一城邦发展到当时的文明水平的顶峰时，这个城邦文明就堕落了，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们更加希望拿出时间来享受而非辛辛苦苦养育孩子。书中回顾指出，工业革命后迅速成长为世界级列强的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也开始呈现出新增人口衰减的态势。与今天的美国、日本相似，当时的英国和法国人也是首先从最富有、社会等级最高的家庭开始，减少生育，之后蔓延到中产阶级，以至于整个国家能够征集到的适龄劳动力、技术人才、服役对象越来越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人均寿命在不断增长——许多人错误的预期自己会在较高的年龄生下孩子，完全不着急。

　托德·G.布赫霍尔茨指出，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带来的另外四个导致国家衰退的重要影响（悖论）分别是：全球化贸易、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锐减的职业道德、缺失的爱国主义精神。

　没有贸易，一个国家就难以富裕起来。自由贸易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当代，都是驱动国家走向兴旺的重要动能，还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但“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贸易繁荣会直接导致国家忠诚的解体，最终很可能成为国家解体的诱因。作者举例指出，在中世纪曾长期强盛的威尼斯共和国，受益于自由贸易，并动用高额军费组建了高水平的雇佣军，但这样一支雇佣军队显然没有对于共和国的忠诚，在收到更高出价后选择背叛了原雇主。而受益于自由贸易的美国跨国公司，为了增加利润，当然愿意将岗位越来越多的实现海外分包。

　为什么经济繁荣会导致职业道德的衰减？作者指出，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本国年轻群体中的进取意识显著下降，其行为“更像是退休人员”。这些国家因为涌入了较多新的移民，所以本国原有居民进取意识下降的问题才没有得到非常突出的表现。而新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工作责任心也会发生削减，许多人宁可放弃工作，哪怕因此降低了思考能力和竞争的主动性。

　在《繁荣的代价》的第二部分，托德·G.布赫霍尔茨强调指出，经济强国要想走出发展困境，避免被上述五方面问题拖垮，有必要学习历史经验。他首先谈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经验，指出一个多元化民族、信仰共同体，要能够找到团结方方面面的象征物，重新定义和缔造忠诚。与之同时，也要毫不犹豫地树立爱国主义的崇高地位。

　托德·G.布赫霍尔茨还强调，今天的美国等大国，有必要汲取上世纪40年代的以色列建国经验。以色列缺乏能源和水等自然资源，战略位置重要，却陷入重重的对峙矛盾。不仅如此，在以色列走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中，长期在中东地区扮演仲裁霸主地位的英国，有意给予遏制。以色列人在一片荒漠中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在每一处不适合耕作的丘陵和沙地上种树，还努力将任何适宜于种植的土地进行优化改良，大力发展滴灌技术，甚至实现了用微咸水进行农业灌溉。

　全书尾声部分，托德·G.布赫霍尔茨说，经济繁荣带来的五种问题（悖论），能够找到一个国家最为薄弱的环节，“开始拖拽、破坏和撕裂国家”。而国家要避免走向最坏的结果，就必须明确表态，要敢于直面问题，振奋精神，从历史中获取能量和经验。托德·G.布赫霍尔茨并不赞同以反思历史的名义，过度贬损或仅仅聚焦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重要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指出这样的“反思历史”最终不免导致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凝聚力的丧失。他希望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拿出更加具体的政策，鼓励年轻一代生育，为之提供高额的税收抵免；加快本国人口与外来移民在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实现融合，强化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