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察

　□金旼旼

　本周，当北京连续多日雾霾“爆表”之际，我正客居东京。初冬的东京，天蓝叶黄，每天在上野公园慢跑，清冽的空气里似乎透着一股淡淡的甜味。但美景如画的朝霞和夕照，引不起步履匆匆的东京人的兴趣，只能让我这个北京人嘘叹不已。

　说起污染，和在东京的朋友闲聊，得知日本也曾一度污染严重，无论空气、土壤和水体污染，都曾酿过大祸。“所受的苦，必须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否则苦就是白受了。”朋友如是感叹。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污染问题就持续恶化。而到了二战以后，随着经济腾飞，污染日趋严重。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斯在熊本县拍摄的“智子入浴”照，更令全世界对汞污染导致的水俣病感到震惊。

　除了熊本县水俣病之外，1912年起开始爆发的“痛痛病”（三井矿业公司洗矿导致水体污染引发的骨癌）、1965年的新泻水俣病、1961年的四日市哮喘病（空气污染引发的哮喘），被并称日本“四大公害病”，均是工业污染导致的重大人祸。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围绕污染致病的法律诉讼此起彼伏，许多案件的审理时间超过20年，赔偿数额也相当惊人。例如，在熊本县水俣病一案中，漫长的诉讼直到1973年方才结束，日本化工企业Chisso被判赔偿9.37亿日元。

　总结日本治理污染的经验，专家学者的论述已汗牛充栋。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充分透明的舆论监督、完善公正的法律保障、着眼长远的政府规划，以及私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戮力同心。

　东京的朋友提醒我，治污需社会合力，不是光靠政府努力就能实现的，不要忽视了每一个普通日本人为此所做的改变。

　面对污染，我们总是追问政府该做什么，但同时是否也该追问，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毕竟，北京最近这场雾霾的直接原因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脱不了干系：供暖和汽车尾气排放。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光指着政府和企业去解决问题，不是面对雾霾该有的态度。

　虽然日本的年轻一代对日本污染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但为改善环境所养成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却在全体日本国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周我去东京大学旁听，由于东京没有集中供暖，因此国际学生将教室空调温度调到24度。结果，教授进屋后立刻将温度降到18度，并解释说，普通东京人家冬天空调一般就开到18度，要是觉得冷就把外衣穿上吧。

　虽然北京集中供暖达标温度同样是18度，但绝大多数人家实际温度远超这一水平。我在北京住过两处房屋，冬季朝南房间室温经常逼近30度。当然供暖温度有地区差异，北京冬天在家穿T恤并非普遍现象，但面对如此浓烈的污染，减少供暖添加衣物却并未成为引发公众讨论的潜在选项，这在日本朋友看来颇为不解。

　污染的另一大来源是汽车尾气排放，北京居民该反思的就更多了。日本每年卖出的新车里面，有约一半是排量小于0.66升的轻型车（Kei-car），而在另一半普通乘用车里面，有三分之一是混合动力。反观北京，虽然堵车严重，但家庭购车首选依然是普通汽油轿车或SUV（今年上半年，SUV销量暴增45.96%）。

　在市区，最受中国车主喜爱的大众途观SUV油耗大概是最受日本车主喜爱的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的三倍，高速油耗也达两倍。普锐斯去年在日本卖了18.36万辆，在美国卖了27.45万辆，在中国只卖了1288辆，而途观去年在中国卖了23.74万辆。

　这里面固然有政策、价格等因素，但消费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我曾向准备买车的北京朋友推荐更省油的混合动力车，但精于数学的朋友立刻就计算出结论：买混合动力车多花的钱，需要开八年才能用节省的油钱补回来，因此混动车省油不省钱，为何要买？

　在我提到这个例子时，日本朋友反问道：“既然花一样的钱，难道省油还不是充分的理由么？”这一个例子，足以反映两国普通人的消费思维差异。

　以往，我们总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如今面对如此严重的雾霾，是否该谈一谈每一个城市居民、普通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了呢？在东京，朋友陪我去买虎牌电热水壶时，推荐买更贵更节电的款式；到日本朋友家做客，我洗手时水开得大了些，朋友的小孩主动帮我关小；出门在外，我习惯用纸巾，而日本朋友仍用手帕 ……

　这些年，我往来日本多次，深深地为日本普通人的节能环保意识所震撼。“所受的苦，必须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否则苦就是白受了。”朋友的这句话让我深省。面对雾霾，对政府和企业必要的问责已经开始，但对于每一个城市居民自己，除了自嘲和调侃之外，是否还应做得更多？

　北京的污染，每一个普通城市居民都有责任，不能指望自己享受成果，让他人承受代价。唯有每个居民逐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治理雾霾才能进入官民互动、公私互动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