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今年10月12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迪顿在贫穷、健康、公共福利政策等问题上持有的观点。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迪顿介绍了他的家庭背景。他成长于英国南约克郡的一个煤业村庄，上几代人都是煤矿工人，他的父亲二战期间曾入伍，后成为工程师，他本人就这样从英格兰的小村庄到城市，并一步步成长为经济学家，职业历程中曾担任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可谓达到了英语世界草根子弟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业地位。迪顿用自己的家庭为例说明，20世纪以来在英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国民健康水平、财富、生活标准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亿万人口逃离了过去很难避免的过早死亡和高度贫困。

　这本书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和历史叙述，分析发生以上转变的原因、动力所在，剖解当今全球仍突出存在的贫困、不平等问题，从历史经验出发，探讨解决现存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迪顿在全书第一章就阐明了颇具乐观的观点。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升，预期寿命和收入曲线随着时代前进而上移，但这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贫困问题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既有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贫困），也有绝对意义上被认为很难摆脱的绝对意义上的贫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00多年前，包括美国等工业国家在内，全球各地人口预期寿命都不高（美国人1900年预期寿命是47.3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尚没有攻克流感、肺结核、痢疾等疾病，突出造成新生婴儿及低龄儿童的存活率低于当代。时代进步带来寿命增长的具体表现是，公共医疗覆盖了更多人口，医学科学取得巨大进展，政府防疫应急体制构建完善，人们也更为重视营养。尽管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吸烟人口都呈现出增长态势，部分的对冲了医疗发展延续寿命的成效。

　迪顿在书中谈到了工业国家之外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后期在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减少儿童和青壮年人口死亡率、改善国民营养和身体素质等方面所取得的不同成效时专门提到，中国借助强有力的政府行动能力，让中国人民更早地摆脱了长期危及贫穷国家人口生命的主要致命疾病的威胁。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迪顿对应指出，由于政府行动能力不足，再加上政府腐败，非洲不少国家尽管获得了欧美国家、国际组织的慷慨援助，却依然未能有效缓解贫困、疾病和饥饿问题。

　全球化促进了疾病传播，但也推动全球各地建立起医疗研究、应急处置的协作机制。当然，另一个层面上，全球化还带动了生活方式的趋同化，例如吸烟等有害身体健康的习惯因此扩散到全球，富国较早的启动了限制烟草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而穷国在这方面的应对大为滞后。穷国居民更可能成为吸烟、快餐为代表的有害生活习惯的受害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为不平等的突出表象。很显然，要在这方面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通过富国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加快推进健康政策的输出，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书中曾指出，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将大于经济增长率，这会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堪称“不平等铁律”。这一铁律在20世纪60年代后表现尤为明显。有意思的是，迪顿在书中也援引了皮凯蒂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等国家近几十年来推行的不公平税收、财政政策加剧贫富差距，给予了严厉批评。

　迪顿注意到，不公平税收、财政政策长期推行，不仅导致了财富分配上的富者愈富，而且还让富人阶层垄断了美国顶级名校最优质的教育机会，再加上美国公共医疗、公共教育水平的降低，已经导致穷人基本上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这种失衡局面如果发展下去，“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繁荣与经济增长”很可能就此失去，引发“社会的各个群体为日渐减少的总体财富展开更为凶残的争夺”，最终终结社会进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