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娜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最近有点不高兴。日前，他反对银行监管的激烈言词受到舆论抨击。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他拿中国说事以威胁监管当局，颇耐人寻味。

　“银行在受到骚扰，”戴蒙在近日的一次小型新闻会上抱怨。“过去，我们遇到一两个问题时，只需与一个监管机构打交道，而今，我们却要面对五六家监管者。”接着，这位不久前刚做了喉癌治疗的银行大佬话锋一转，言辞犀利地反问道，如果监管激励使银行变小，这是否意味着下一个摩根大通将是中国人的。

　此话初听，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美国自家银行闯祸受到监管者惩罚与严控，为啥要扯上中国呢？

　仔细思量，原来，这位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几经挫折的华尔街巨擘是在以中国为牌，挑战美国立法者，出发点当然是捍卫银行股东利益。这位资深银行家深知当前美国思想界的担忧之处——重点之一仍是对中国威胁的焦虑。在很多美国银行家看来，高效率的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经济与金融的规则，而美国越来越繁复的监管已经不像所谓的美国做事方式，这使银行自损实力，结果将是使中国银行业相对做大，到头来威胁美国的金融地位。

　实际上，爱拿中国说事的美国精英何止银行大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前的国情咨文中也再次把中国竖为靶子。他说，中国想给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经贸规则，这会给美国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

　美国精英的竞争意识强，有危机感，这无可厚非。但戴蒙此番拿中国说事却引来了美国知识界的不满。《金融时报》专门配发评论，专栏作家盖里·西尔沃曼在以《浪费戴蒙的时间正是我们的行事之道》为题的文章中，表面为抨击戴蒙的反监管呼吁，实则在捍卫美国制度。

　西尔沃曼说，限制某个利益部门的权力过大，正是美国的做事之道。他援引美国历史，自建国之初的联邦党人文集，到立宪之争，都是在围绕控制今天所谓“利益集团”的权力过于强大。其解决办法就是分权制衡。从立法、行政、司法，从联邦到各州，从国会的参众两院，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避免美国出现某个部门的权力过大，影响社会公平。

　回到金融监管，这位评论家认为戴蒙的抱怨正反映了美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前过于强大所导致的问题，而今加强监管是使钟摆往回调适，是美国有效制衡力量的体现。当然这同时会影响到效率，浪费不少时间，减少戴蒙等银行大佬的真金白银，但这正是美国的做事之道。

　不管银行家与评论家孰是孰非，这场论战至少说明一个问题，美国人在反思自身在全球化的经济与金融世界中的定位，这反映的还是一个自信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西方精英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信近年来不断受到挑战。

　《金融时报》另一位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不久前在题为“西方不再自信”的评论中写道：“在过去几年里，西方对支撑冷战后世界的三大支柱力量失去了信心，它们是：市场、民主和美国力量。”

　刚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也有人回应这一话题。达沃斯论坛项目发展部主管布库普说，西方现代性的三大支柱是：（技术）进步、（自由）市场、（民主）政府。但如今，这三大西方现代性支柱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西方定义的现代性正遭遇信任危机。

　不过，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越来越强劲，这种对西方自信的反思预计也将有所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20日在北京举行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新闻发布会。会上，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强调，在所有主要经济体当中，美国是唯一一个经济增速被上调的国家。无需多言，数字能够说明问题。自2008年以来的六年多时间，迄今美国经济复苏调整得最为成功。以目前形势看，以“东山再起”来形容似不为过。

　历史反复证明，不能低估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在本轮修复当中，银行业要付出代价，这也许是戴蒙等金融大佬最不愿看到的现实。但对于美国整体，却可能是好消息。而关于美国经济超强修复能力的背后原因，还有太多值得中国人深入研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