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12月份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提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如何理解这句话？

　温铁军：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换句话说，对其变革应当审慎地体现政府理性，不能以私人理性为据走某些人呼吁的土地私有化道路。

　我认为，倘若目前没有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出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

　中国证券报：如何认识长期以来形成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

　温铁军：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三次土地革命亦称“独立战争”，在通过战争实现“去外部性”的国家主权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对中国也是世界最广大的底层人群农民完成了一次最广泛动员，而为国家政治建设之基。因此，20世纪后半叶的每一个领导集体都要给农民做一次财产平均化的土地分配，如1950年土改和1980年大包干，都是按农村每家的人口数平均分一次地，后来1998年搞二次承包、2003年颁布土地承包法，也仍然延续了平均分地的基本制度内涵。为什么这么做？国家要安全，涉及到大多数人口的基本制度就只能稳定不能破坏。

　实际上，整个世界范围内，惟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改革是最为成功的。东亚是不同于殖民化大陆的“原住民社会”，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治体制，东亚在土地制度上都做了一件类似的事，就是给农村家庭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造成小有产者属性的农民群体成为战后东亚社会能够相对稳定发展工业化的最基本的前提。

　中国证券报：为什么说这一制度是战后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前提，从中国经验如何理解？

　温铁军：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按户占有产权的农村土地制度，在给农民提供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根据对于历史资料的梳理，从5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外资引进和八次经济危机。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

　比如，上世纪从1956年开始到整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断裂，过去外资进入形成的资本增密机制不能维持，还要偿还既有投资形成的债务，于是发生了1960年的第一次城市工业危机。当时连带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为了保住工业家底，1964年起搞“三线建设”，把沿海和大城市的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向这种工厂的空间转移要效益几乎相当于儿戏，两千七百多亿国内投资也转化成了债务负担，于是有了6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危机和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危机。应对危机的办法则是三次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即城市失业人口向农村转移，属于典型的城市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从此就导致了路径依赖。但到1971-1977年再次大规模引进西方资本、随即1979-1980年出现赤字时，由于已无法再通过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危机，而是千万知青大回城。这一情况下，危机不能向农村转嫁了，只能在城市硬着陆，于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中国证券报：是否可以说乡土社会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城市危机承载器的角色？

　温铁军：这就是所谓的城市“资本池”和农村“劳动力池”的二元结构。

　我们目前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可以称作“农民兼业经济的无风险制度”，或者“半农半X制度”。为什么说无风险呢？因为土地并非通过市场交易而是通过政治分配得来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拿到市场上交易，因为土地是“一家两制”的财产基础，也就是说，保留这片地至少可以让一家人吃上饭，家庭成员可以留在农村也可以出去打工，都是风险趋零而使机会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十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曾经请时任总理温家宝帮她讨薪的农民工熊德明，我问她，如果工资最终拿不到怎么办。她的回答很有意思：“拿不到就回家了，多养几头猪嘛”。这话也表明，农民是靠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的内部性来化解外部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