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而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目标及其限制都已相当明确，因此顶层设计以及之后的顶层推动和实施尤为重要。张卓元先生在其新书《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一方面弥补了官方文件及其解释读本的很多不足，另一方面能够使人们对于中国当今这个时代、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有更加清晰系统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作为最近20年来中国重要经济改革制定的见证者，张卓元先后参与了十余次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如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最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可以说，作者的许多主张转化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逻辑，而这些凝结着全党智慧的纲领性文件更称得上是顶层设计。

　但是，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很好的顶层设计却难以完全落地，造成改革的实际境地非常尴尬。作者也承认这一点，“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大干快上’思维，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

　这也反映出，深化改革越是强调顶层设计的时候，现实的问题也越超出局部而陷于复杂的泥淖，同时更需要来自最高层强有力的推动和实施。作者直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期，经济转型任务迫切。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及成功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将决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之路能否成功。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困难和阻力比较大，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只有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总体规划，然后自上而下强力推动，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然而，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因为有了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而有幸再一次逃脱“致命的自负”。科斯曾经指出，中国改革更为卓著的特征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他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也正由此引申出，中国能有幸逃脱致命的自负仅仅是一个偶然。他更直指，中国市场经济最严重的缺陷莫过于自由思想市场的缺位而险象丛生。“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但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思想市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在以知识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里，没有什么比思想市场更能影响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知识的基石；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人类智慧的伟大多样性也会枯萎。”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智囊，作为经历中国改革前后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来人，张卓元对于科斯注意到的问题一定富有洞见。也许是作者的个性和经历使然，他在书中提出问题时尽管亦有实据，但在具体落笔时则少见锋芒，并且在论证时非常注重政策文本的阐释，语言范式偏于官方表达。此外，也少了许多人本以为会有的高层决策内幕故事，这在一定程度减少了趣味性。不过，我们对此不能求全责备，如果触类旁通未尝不能相悦以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视角就是高层的视角，他的远见就是高层的远见，这也许是本书最大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必耳提面命迷信官说。罗素曾在接受采访时，对一千年后的人们说一句话，他的回答是“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改革者还是关注改革的人们，我们都不要把个人的嗜好和经验当作真理，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