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经济学特邀研究员 金海年

　央视财经频道 黄熠闻

　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旧的常态正在打破，新的常态正在形成，这个过程必将体现和遵循客观规律。真正科学的市场规律没有特色，中国特色只体现在发展阶段不同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所区别这两方面。笔者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即将进入的新常态主要体现在九方面，而这段时期的新常态仅是较长的过渡阶段，尚存在后新常态。

　一是高速到中速的新常态。根据三要素增长理论，中国正在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减挡期。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国际高收入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中国经济若要保持平稳的可持续增长，其增速必然要经历从超高速到高速再到中速的较长时间的逐步减挡过程，这个减挡过程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最终将逐步过渡到经济增长的长期速度。

　二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融合转变的经济结构新常态。中国当前正处于刘易斯第一拐点向二元结构融合的过渡阶段，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历史和当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尤其是对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巨大压力，中国的二元结构消融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渡时期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新常态。

　三是过渡到制度红利和智力红利的供给动力新常态。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来自中央改革、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这“新三驾马车”。改革能够带来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将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释放供给活力，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这个新的根本动力将通过企业这一供给主体在资源的利用、资本的运用和人力的组织这三个方面分别体现出来。

　四是探索“新双轨制”的经济运行机制新常态。笔者认为，市场的三大核心功能是价格的信号与调节、企业的优胜劣汰和竞争的创新。为保障市场这三大功能的良好实现，政府应实现权利界定、竞争维护、安全秩序、外部性补充（包括公共服务）以及临时功能这五个方面的职能。因此，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将从原来的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过渡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补充与支撑的“新双轨制”阶段，政府行为也将从行政治理为主转变为契约与法治为主的方式，这个过渡阶段也需要较长的探索时期，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五是多目标均衡的货币政策新常态。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主要体现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两大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汇率形成、储备管理、国际收支和国际结算都将进入新时代，人民币国际化会与国际贸易、中国企业全球化、国际政治与国际文化交往有机结合，从自贸区、区域合作再到国际合作的参与乃至创新，共同构成中国与世界不断融合的新常态。

　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货币政策在调控目标体系、规则体系、反馈体系和政策工具体系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完善，同时也正从量化调节向价格调节和结构调节的新常态迈进。金融机构准入的拓宽、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创新的涌现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风险监管提出了庞杂而急迫的挑战，国内的货币政策正在寻求控通胀、促发展、调结构的多目标均衡新常态。

　六是中央和地方有机结合的财政体系新常态。在结构化调控方面，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资产负债表建立财政信息披露体系，通过多层次的金融资本体系建设财政融资体系，通过完善立法建立现代化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通过明晰市场与政府建立财政责任体系，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体系与财政体系有机结合是一个逐步尝试调整并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完善提升的过程，改革与完善将成为中国财政政策与体系的新常态。

　七是中国企业部门“空中加油”发展中去杠杆的新常态。中国经济中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经过几年的迅速提高已经达到必须认真系统性应对的时刻。在发展中去杠杆，实现平稳的“空中加油”是解决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最佳方案，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平稳去杠杆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层次资本体系，无疑是中国经济消除发展隐患的新常态过程。

　八是国企改革的新常态。国企改革已经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和00年代两个阶段常态，现在该是进行国企产业领域定位、资产管理到企业监管直至资本管理的新时期，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国企与私企的定位，考虑国企与国际化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国有资本管理到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监督者、运营者等多层次的国企国资管理体系，都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新常态。

　九是房地产去泡沫化的新常态。房地产为解决居民居住条件和工业商业的发展，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国民经济产业中起到了支柱作用。但产业投资也存在着过热的周期现象，房地产资产价格尤其是商品住宅价格已经较大偏离普通居民家庭的购买能力，虽然城镇化仍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但资产泡沫已逐步显现，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去泡沫化的进程将使得房地产价格有起有落成为新常态。

　分析当前中国特色国情，面临的直接问题主要是较低的经济水平、落后的二元结构、计划经济的历史与思维方式影响、面积大人口多和后发劣势，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供给侧的约束较多，没能释放供给的动力与活力。

　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在文化习俗与价值观等软性制度层面，应从政府开始到企业与个人建立契约精神和法治文化，从思想和习惯上建立市场经济的文化新常态。

　二是在强制制度层面，完善对企业和个人的权利界定与保障，对企业、个人和社会采用负面清单，留出创新的空间，对政府采用正面清单，进行权力约束，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新常态。

　三是扩大与深化开放战略，在文化上增加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与认可，做到和而不同，在经济上实现合作创新突破，将价值观规则化，将利益柔性化，不但充分参与全球化，而且为全球化做出更多主动性的贡献。

　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创新，应深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通过制度红利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智力红利，打造真正的中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