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同一监管机构（CFTC）对两种功能类似（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相同的）采用不同的监管框架是历史的偶然。在一个没有显著监管成本的世界里，经济考虑是决定双方用期货交易还是掉期交易的主要因素。在2000年《期货现代化法案》与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之间的二十年中，期货市场的监管成本明显高于掉期市场，这导致参与者离开期货市场，涌入掉期市场，促进了掉期市场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期货掉期化。而《多德—弗兰克法案》增加了掉期市场参与者的成本，不仅仅减少了掉期市场的参与者数量，而且通过改变掉期与期货的相对成本，增加了期货市场参与者数量，推动了掉期期货化。总而言之，掉期原本是美国机构为了规避期货市场较高的监管成本而产生的替代期货的风险管理工具，但由于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损失而回归期货。美国掉期市场发展的惨痛教训对于我国衍生品市场建设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坚持优先发展场内衍生品市场的战略。从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求来说，场内、场外衍生品都有风险管理的功能，两者可互相补充。但据统计，在美国，场外衍生品中有75%可由场内衍生品替代，剩余的25%都是高度复杂的衍生品，是金融机构发明的、纯粹用于投机交易的工具，与服务实体经济避险需求无关。在我国，由于地区差别、资源禀赋差异，出于满足实体企业规避风险需求的目的，不同地区可以发展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不同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但要坚持优先发展低风险的场内衍生品市场的基本战略，加快推出原油、外汇等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的期货品种，上市期权产品。避免因场内衍生品发展不足，而催生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野蛮成长，埋下风险隐患。

　二是尽快推进场内衍生品市场改革，满足实体企业多样性的套保需求。我国目前期货市场投机多、套保少的客观现状需要市场组织者好好反思。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原因，有会计处理的原因，有不认同套保文化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但期货合约与制度设计不便于企业套保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期货市场不像欧美等国期货市场，他们是根植于现货贸易市场而自发产生的，是经济发展自然生成的，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我国期货市场是一个“舶来品”，在合约与制度设计上存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天然联系，存在合约标准化程度过高、不能定制、投机限仓与套保制度的不协调、不利于交割等问题。需要尽快推进场内衍生品的改革，真正打通场内外市场，恢复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天然联系，满足实体企业多样性的套保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对目前各地热衷于场外市场建设的火热局面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三是期货交易所应尽快提供场外衍生品市场清算服务。金融危机后，场外交易场内清算已经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共识，也是解决场外衍生品问题的主要药方之一。其实，在国际上，一些先知先觉的期货交易所早在金融危机前就布局此块业务了。如巴西期货交易所（BM&F）1994年就开始为场外掉期交易提供清算；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于2001年开始为场外能源衍生品提供清算。金融危机后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改革为这些交易所场外清算业务的发展提供了良机。期货交易所为场外衍生品交易提供清算服务具有业务便利移植、降低成本、风险可控等优势。在国内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开始加速的背景下，期货交易所除了上市新产品外，还应尽快提供场外清算服务，否则就可能失去竞争优势。

　（刘文财是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院长，李虹是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