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01版）国际收支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可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应不高于3%至4%。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约为10%，这意味着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显著低于均衡水平。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呈连年下降态势，其中，2010年回落至4%，2011年降至2.8%，2012年进一步降至2.6%，2013年更是降至2.1%，创下9年来新低。这表明，从外部均衡角度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已接近均衡水平。从央行多次表态可以推断，国际收支平衡是其认为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可实现双向波动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从长期看，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决定一国汇率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增速更高国家的货币会出现实际汇率升值。从长期看，决定人民币对美元是否持续升值主要因素是中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情况。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分别为10.05%、8.87%、7.23%和7.28%。事实上，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社会老龄化阶段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已渐告结束，粗放式增长模式和环境制约，都决定劳动生产率已边际递减。

　反观美国，在次贷危机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滑，在某些季度还出现负增长情况。即便如此，美国劳动生产率仍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迅速到来，就业人口下降，美国劳动生产率近期出现加快迹象。因此，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假如我国不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弯道超车”，人民币对美元的长期升值空间将十分有限。

　无论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很可能已接近均衡水平。认为人民币在近期贬值后会继续单边升值的观点恐怕会落空。在当前汇率水平附近，人民币双向浮动将成常态，单边升值节奏将被打破。当然，通过央行主导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只是第一步，在即期和远期结售汇头寸趋于平衡后，应引入有规则的人民币汇率区间浮动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上下限内放手由市场定价，干预措施应更加透明，让人民币真正实现市场化的双向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