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分析中已经暗示，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猜想就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升级，居民收入差距是否会自动缩小？许多人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走势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西方国家的实践显示，库兹涅茨曲线实际上就是一条“人为曲线”，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永远不会来临。

　1、居民收入差距并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缩小

　2013年1月18日，在我国消失了十二年的基尼系数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介绍了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之后，还公布了我国2003年-2012年的基尼系数，十年间基尼系数先扬后抑，2008年达到高点0.491，其后逐年回落，至2012年为0.474。

　从这十年的数据看，中国似乎已经在2009年就度过了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曲线”拐点。但是，没有任何人敢保证，近四年来的下降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各国实践表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曲线”只是一条“人为曲线”，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从来就不会在市场机制下自动来临，而是需要用政府主导的、以社会公平为宗旨的改革去迎接它。

　以美国为例，自从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始终强调的是自由经济和政府不干预主义，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少数人占据了绝大多数财富，相当部分人则连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都没有，社会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最后导致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上台后开始大规模实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干预措施，提高工人待遇，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当时的美国而言，这一切都不亚于一场社会大革命，但正是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力干预，缓和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而且在二战之后引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如果从基尼系数看，罗斯福新政正是使得美国收入差距的“倒U曲线”迎来拐点的直接成因。直到60年代末，政府虽然还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底层民众福利的社会政策，但数量已经非常稀少，再加上被罗斯福新政抑制了的行业垄断开始卷土重来，美国基尼系数开始停止下降。进入70年代之后，两次石油战争，导致世界性滞胀，政府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顾此失彼，受到了普遍攻击。在政府干预力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收入差距进一步。80年代初，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规模地推进私有化。在经济复苏的同时，美国基尼系数也踏上持续上升的征途。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历史同样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从来是政府政策干预的结果，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只会让收入差距越变越大。正因为如此，为了降低我国当前依然较高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力度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2、政府体制改革是缩小国民收入差距的必经之路

　在西方，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主要成因是市场机制下“马太效应”，往往是在政府通过以建立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为宗旨的制度改革之后居民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在中国，情况明显不一样，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

　首先，第四次分配的面广量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权力资本化所造成。我国是强政府的国家，政府权力对走私、赌博、黑社会经济活动等第四次分配活动带来了有力的抑制。然而，由于权力本身还缺乏有效监督，政府权力本身却在第四次分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关研究显示，第四次分配中政府权力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资金的漏失。每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都较大，其中部分资金因管理不善而流失。二是公共投资领域的腐败。近几年政府投入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都在上万亿元以上，掌握这些资金配置大权的一些官员利用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关联交易等手段大肆收受回扣、捞取好处。三是土地转让领域的腐败。近几年全国每年土地出让金均在万亿元以上，而这部分收益管理依然不完善，从而成了一些地方官员不规范开支的钱袋。四是钱权交易。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权力极有可能导致出现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黑色活动，如许可证、税收优惠、贷款、进口配额等等均属此类。五是公款消费。公款消费可分为以下四类，公事公费、私事公费、公事企费、私事企费，其中后三类都属于非正常分配范畴，其规模近十年来每年在几千亿的水平上。六是利用权力侵吞国有资产。

　其次，生产要素获得与利用方面不规范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权力过多干预所造成。不公平的要素初始配置、扭曲要素流通机制和多轨制的要素价格为政府权力获得第四次分配构造了巨大操作空间。那些掌握资金、土地、矿山等生产要素配置权和定价权的权力阶层无疑能从中获得较大利益。为了保住这些利益来源，这些权力阶层必然利用各种方式，阻碍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和自由流动，在强调初次分配效率原则的同时而有选择地忽略起点公平原则，以便形成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分配秩序和格局。

　近几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政策密切相关，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增加三农补贴，建立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并不断完善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等等，从而使得我国收入差距稍有缩小。但是，从上述分析可知，如果不推动政府体制改革，不斩断伸向市场利益的权力之手，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权力腐败推动的收入差距不同于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对鼓励竞争、推动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相反，由于其中相当部分可能来自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漏失，或是对正常的居民收入及财产的侵蚀和掠夺，实际上不仅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而且伤害公平竞争原则，不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从这个角度上看，加速推动政府体制改革尤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