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增长模式下高投资的内在动因

　在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下，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为了兼顾促进储蓄和增加投资的双重目标，最有效的措施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扭曲要素市场。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总收入越来越向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倾斜，并使政府和企业成为国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体。企业收入和政府储蓄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结构下，金融体系蜕变成政府影响社会资本形成成本和结构的工具。利用利率管制下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可以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施加实质性影响，控制其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其融资成本。利用产业政策实施行业进入壁垒，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成本，达到直接影响特定行业中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直接的政策性补贴，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

　高储蓄和高投资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大规模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和产出规模的膨胀，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产出能力的市场实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赶超型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既然最终需要通过出口来解决国内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市场实现问题，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就应该主要集中在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因此，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往往就成为赶超战略下政府的必然选择。从最终表现来看，我国的经济赶超战略演变成“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出口增长的外部条件

　新世纪以来，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同业产业或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发达国家、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供应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在亚洲地区统一的供应网络中，中国日益成为其他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欧美的平台。由此导致中国逐步取代其他亚洲经济体而成为欧美市场最终产品的主要供给者。2000年以后，欧美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整个亚洲供应网络的出口增长具有更大的空间。欧美市场需求的上升和中国在欧美市场上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后的迅猛增长。

　所以，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消费增长面临双重制约

　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提高；金融市场扭曲人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在二次分配方面难有作为，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的初次分配格局。

　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但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由于非贸易品的潜在需求是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所以，居民这些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加。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这也是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对的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也无法转变为实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这就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