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基金提请罢免重庆啤酒董事长的议案，使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再次受到业界的关注。在公募基金发展的十年中，公募基金在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中也时有表现（见上表），但公募基金在参与定价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功能方面还处在起步阶段，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诚然，应鼓励公募基金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但是，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在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对冲基金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在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中表现得更为积极。

　优势一：

　法规宽松 更易参与公司治理

　共同基金严格的法律限制制约了其在上市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发挥，宽松的法规使对冲基金更容易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法律要求共同基金有义务定期披露持股情况，采取分散持股的组合式投资方式，投资组合中对对某一公司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并且不能占用本基金过多资源，并且要求基金必须留出足够资金应对赎回。这就意味着共同基金对流动性不高的证券必须非常谨慎地投资。这些体制上的限制使共同基金公司很难像对冲基金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掌握使其拥有一定话语权的股票份额，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自然就小的多了。在信息披露方面，国内基金法确立了公开募集的基金的披露条件和范围，并依据其产生的相关配套规定对这些条件和范围做了具体的细化，披露要求渗透到投资基金公司的投资管理人员、公司治理、基金的募集和运作等诸多方面。

　在投资组合方面，规定基金只能进行组合型投资，而不能采取过于单一的投资方式，一只基金持有一只股票不能超过基金净值的10%，同时也不得超过该股票发行人发行的证券的10%。这样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开放式基金在持股公司中的分量。这些明确的法律上的限制，使得共同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够。相比之下，法律对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投资组合分散性等方面的要求都比较宽松。例如，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都曾规定，不足100个投资者的机构在成立时不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登记，并可免于监管。美国对冲基金只有在持有一只股票的金额大于一亿美元时才需要披露，甚至对金融衍生品也没有披露的要求。在投资组合方面，对冲基金并不用严格地遵守组合式投资的要求，经理人可以完全不考虑比例问题进行投资。法律也没有要求对冲基金保留赎回准备金，而是倾向于让当事人自行约定，这使得对冲基金可以随意地持有限制性证券。

　优势二：

　激励提成 激发治理动机

　公募基金的盈利模式为按管理的资产规模收取固定管理费，并且在推动公司治理中需要付出的成本，而对冲基金的激励提成可促使对冲基金具备强烈的动机推动公司治理。一方面，共同基金是根据其管理资产规模来收取管理费，这使得基金公司更多的把精力用在增加资产规模上，而不是关注其管理资本的利润率。国内的公募基金一般采取根据管理的资产总数按照固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管理费收入和基金业绩并无直接关系。这样的背景下，共同基金不会将很大精力集中在如何提升上市公司治理上。这点与完全以激励提成为收入主要来源的对冲基金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积极地推动公司治理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基金公司内部的行政成本和雇佣外部专家的咨询成本。考虑到参与治理的成本，许多共同基金失去了积极干预公司治理的兴趣。同时，如果某一基金公司积极地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那么其他持有这一股票的基金会“搭顺风车”。而对冲基金并不主要采用收取管理费的方式来赢利，对冲基金经理人与客户之间常常会约定非常惊人的激励提成。这使得对冲基金更有动力发起治理事件，最大限度地赚取资本回报从而取得令人咋舌的提成。

　优势三：

　利益冲突困扰较少

　此外，共同基金面临着利益冲突的困扰，而对冲基金更多的来自民间，利益冲突的困扰较少。许多的共同基金公司都隶属于其他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如果共同基金“不识趣”地找一些公司的麻烦，那么控制这些共同基金的金融服务机构可能就会面临公司的报复——失去未来的业务来源。利益冲突也存在于我国共同基金的运作中，如果开放式基金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而开罪了被治理公司，而这些公司恰巧又是基金公司股东的客户，在股东的影响下，基金公司一般只能选择息事宁人。而对冲基金的资金更多来自民间，并且实践中的例子表明，虽然有些对冲基金隶属于金融服务机构，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畏首不前。这是因为对冲基金的业务利润更高，足以使得金融服务机构推倒利益冲突的围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