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

　我当股民，大约在上海交易所成立前后，被人糊里糊涂拉去开户买了几股电真空。其时父亲刚刚退休回家，一提起股票，他吃惊道：“那是解放前大鱼吃小鱼的东西，现在怎么会有？赶紧扔掉！”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上海，与父亲好多年不交流，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父亲性格固执，上世纪80年代商业开放，他蔑视为投机倒把，直到商品丰富了，买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才肯承认商业开放是好事。对股票，他开始也固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那是赌博。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不过没有“赶紧扔掉”，反而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炒股大军。

　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争吵”随即展开。父亲反对搞股份制，“一搞股份制，股东就成了老板，工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这像话吗？”嘴上愤愤不平，可我想买股票，父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让我去排队。1991年股价放开前，要买到股票如同博彩，必须天不亮就去证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拿了编号经过两三次点名，才能领取委托单，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一天也没成交几股，都是大户为了吊涨停板抛一两股进行“对刀过户”，落到小散户头上，那是中了头彩。父亲天天反感这种博彩式炒股，却又天天早上叫醒我去排队，甚至有几次自己替我去排队拿了编号。“抢什么人生的跑道？买都买不到，这是跑道吗？简直是歪门邪道！”替我排队时，父亲就这样发着牢骚。

　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我和父亲坚持不下去了，天上偶尔掉下的“馅饼”也没砸到我头上。后来股价放开了，手里有了股票，父亲为我买来了看行情的望远镜和接听行情的收音机（那个年代，这是炒股者的基本装备），这让我有一点“上阵父子兵”的感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以前工作的单位倒闭了。这是一家规模不算小的国营企业。这对业已退休的父亲生活影响不大，心理冲击却不小。父亲郁闷了许多天，看报纸时对经济方面格外关注。“股市真能帮国企解困么？”有一天他问我。我没法回答他，那时我只关心涨跌，并不关心经济。“报上说，企业在股市里弄到钱，不用还的。”“是，出钱的股民成为企业的股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结束啦。”我故意气他。因为股市能帮国企解困，父亲才真正地关注起股市来。“为什么有些股票加了‘ST’、‘PT’？”父亲问。等我解释这代表连续两年亏损和即将退市后，父亲连连说好：“就像以前的朝代，犯人脸上烙个字，一看便知。”沪市第一只退市股票PT水仙，是父亲告诉我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哪，就这样没了，看来有些国企根本不应该给它解困。水仙电器在上海家喻户晓，唉！”一声叹息，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有了为国企解困的“功劳”，父亲对股市就刮目相看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我和父亲发生了两次激烈“争吵”。年初时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发怒道：“这是什么专家教授，居然说中国股市是赌场！全国人民搞一个大赌场？怎么这样胡说八道！”当时我在股市里深套，没好气：“国家收的印花税比上市公司分红还多，这是投资市场吗？就是赌场！”那年年底，他对许小年大发不满：“我在散户厅里听人说，有个海归派姓许的叫嚣，股市要跌到一千点，必须推倒重来。跌到一千点就跌到一千点，推倒重来怎么可能？这是过家家吗？这是历史！”父亲显得很气愤。“股市都成了取款机了，上市公司、政府、机构拼命圈钱，这叫什么投资市场？还不应该推倒重来吗？”我当时毫不相让。和父亲最后一次“争吵”是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政府连银行也不管了，以后倒闭可惨了百姓。”父亲很不满也很失落的样子。“不是不管，是政府退出市场。”“还不一样，银行一倒闭，连存款也拿不回来，太可怕了。”这一次父亲的失落盖过了不满，不住地嘀咕。

　自那以后，父亲只要有精神就跑股市，去散户厅跟人聊天，每天都关心着股市的涨跌，似乎天天担心着银行倒闭的可能性。我每次回家就和父亲讨论股市、讨论中国经济、讨论改革开放。将近20年，因为证券市场，我们父子间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彼此也渐渐地走近了，不再有陌生和隔阂。

　去年父亲走得很突然，他的人生似乎一下子被打到了跌停板，随即摘牌退市了。弥留之际，有一次父亲猛然意识清醒地问：“现在几点啦？”“两点半。”母亲在边上说。父亲一个劲摇头，我明白了，看了看手机回答：“突破3000点了。”“上升通道。”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他的股票账户，里面只有2000股工商银行股票，成本价在4元出头，估计是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的。今年清明我第一次去扫父亲的墓，我告诉他，股票解套了。同时也谢谢他，陪我走过近20年的股市经历。对于同是在计划体制下长大的父亲和我，20年的资本市场使我们成了“同学”，除了养育之恩，父亲又给了我“同学”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