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

　争接轨：在广州被“绑架”

　我的班机先在香港降落。第二天一早，我先去集团的亚太中心赴约。两位主管和我交换了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表达了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浓厚兴趣，并为我准备了必备的资料。马迪维拉瑞尔主任带着浓厚的伦敦口音说，此行“一定十分有意义。”

　当天下午，我搭乘去广州的火车。车厢里窗明几净，窗外尽是农田和工厂。好多年没见过这番景象了，我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到了广州，爸爸中山大学的老校友李护叔叔来接我，并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去住。不料第二天早上，就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李叔叔家门外，说是来接我去广州总商会，要我讲讲纽约的股票市场。我马上说，这怎么行，我讲不了。李叔叔劝我去看看再说，我们就一起上了车。到了广州总商会，先见了总商会领导。方文瑜会长笑眯眯地说，今天我们就是想听听你讲讲纽约的股票市场。

　我急了，说这是资本主义东西，在这儿讲不得。方会长笑着对我说，放心吧，现在的国情和你走的时候不一样了。随后，他们带我进了会议厅。天哪，这哪儿是座谈会呀，大厅正面挂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证券市场交易及其管理模式”。讲台几乎被上千人围着，后面还架了很多照相机、摄像机，我的头嗡地一下子就大了。方会长坐在主席台正中，让我坐在他旁边。他的开场白我几乎都没听进去，只听到一句，邱先生是从美国来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的，途经此地，我们广州近水楼台先得月，先请他作个报告，介绍介绍……。

　我在脑子里迅速搜索了一下，理出了几条提纲，并摆出从美林亚太中心带来的资料，一层一层地展开。当演讲结束，立刻就有一群记者围上来，其中竟然还有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消息真是快！当我应付完，满头大汗地上了车，跟商会的领导们一起去吃饭。心里却直打鼓——这一下不知道会给爸爸、妈妈捅多大的娄子，以后再来运动他们又要挨整了。席间，方会长告诉我，下午还有一场，这让我心里毛毛的，天，这个娄子不知要捅多大！

　广州暨南大学是早已闻名的华侨大学。亲眼目睹，确是一座美丽的学府。管理学院的王光振院长和经济系的王富初主任接见了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并说，这里的学生都来自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今天是星期六，一般上午下了课，同学们就都回去了。可是今天听说你来讲美国的股票市场，他们早就来等候了。当我们走到一个大教室的窗外，果然见里面坐满了几百个学生，见我们进来，都安静下来。我依然采取层层剖析的方式，讲了大约两小时，然后一一回答同学的问题。

　就这样忙碌了一天，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了酒店。第二天，在去白云机场的路上，我的心里还在打鼓。

　到了北京，想不到爸爸却非常高兴，说你在广州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了，他还说要带我去见他的一个老同学。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车子竟开进了中南海！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季崇威和几位领导接见了我们。他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在广州一炮打响，现在还有许多活动等着你。然后，他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事情。随后几天，国家经委、中国银行、经贸部和其所属的30多个国家进出口公司、一些北京市企业和院校、中山大学校友会等相继邀我演讲。我的胆子也放开了。而此时，广州那边还几次给我爸爸来电话，要求我回美国时再在广州停留一天讲一场，说是市长要亲自听听，认为很有意义。

　封与开：股市40年大变迁

　上海证券交易所坐落在黄浦江附近的黄浦路15号，是一幢欧式建筑。尉文渊总经理在百忙中单独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介绍了交易所的情况。几年后，他出差到纽约，还联络到我。我问，你还记得我？他说，怎么会忘记呢，你是第一位从美国来我交易所访问的代表。尔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那次回国就是他和另外两位副主任发来的邀请函)，在交通银行接见了我，讲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的前前后后，讨论了上交所的经营和发展，并和我探讨了B股的发行问题。说是打算六个月后B股上市，问我的意见如何。

　我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公司的经营和利润只有一个，而在同一个市场上使用两种货币来交易两种股票，这将产生两种供求关系，结果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价值。这在理论上不通，在运作中也很不好实行，而且还可能引起外汇市场混乱。他说，我们需要外资，但又不能让外资和我们在同一个市场上操作，否则，我们的老百姓会吃亏。我们创造一个B股市场，让大鼻子和大鼻子去炒，盈亏在他们之间。我走后半年，B股果然开市。今天来看，B股的历史作用快要完结了。如今，中国已经拥有丰厚的外汇储备，不再像20年前那样两眼紧盯外资了。

　又有车来接我们，说是去市府，我已经不再感到惊奇了。那天见了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汪道涵给我的印象是他很健谈，很喜欢讨论经济理论，他和我侃侃而谈经济和市场机制，希望我有空多回来聊聊。临走时他还半开玩笑地说，40年前，部队包围了上海股票交易所，你父亲参与封闭了这个交易所，40年后，儿子从美国回来庆贺新的交易所开幕，真是一代人的变迁啊！我父亲表示确实如此。这一来，我心里更有底了——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允许和市场经济结合。

　又回到了广州，广东人的盛情让人难忘。这次上了白云山。制药厂的大门口挂着热烈欢迎的大红横幅，市领导、厂领导们都在门口迎接。研讨会是在市体改委主持下进行的。那时的人对新生事物的渴望让人印象深刻。交流中，许多人表露出强烈的愿望，希望也能在广州成立股票交易所。

　冷变热：新兴市场扬帆起航

　最后一站是深圳。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举办讲习班，由我给金融业几十位专家介绍国际证券市场行情、操作和管理。讲座由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主持，他不时和会场中一位白发老人用日语对话。后来听说，他是留日回来的，在日本取得证券经纪人执照。那位白发老人也是从日本回来的，以前曾是民国时期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一位经纪人。当时我对深圳的印象是越来越接近香港，居民人口都是各地移民，各种方言都有，高学历者比比皆是。

　中午和几个单位的老总一起吃饭，王健(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介绍了股票发行的曲折经历。由于股票还是新生事物，市民们不懂，因此发行难度很大，深圳发展银行作为第一批在深圳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无人问津。他说，我这个董事长成了推销员，整天在外面介绍股票。后来没办法，就去见了市委书记李灏，反映情况。李书记当即解囊，拿了自己的钱买了他的股票，并发文要求科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带头买股票，支持股份制改革，这样一来局面就打开了。以后深发展的股票飞涨，人们才开始懂得股票的价值。

　晚上，李灏带了随员来酒店看我们。说起证券交易所，他对我说，你去给他们好好讲讲美国的办法和规矩。人家怎么搞的，让他们好好学学。

　第二天，禹国刚带我们去参观深交所。一走进大门，大理石的迎风壁上盖着一块大红布。他伸手揭开那块红布，露出几个烫金的大字——深圳股票交易所。他笑着说，我们就等着中央批示一来，就把这块布拿掉。走进大厅，里面已经在交易中。交易厅不大，墙壁上全是大屏幕，几个人坐在屏幕前看盘，五只股票在交易中。

　后来，我们又参观了一家证券公司。营业厅的门外，坐着一些股民，和他们聊起来才知道，他们早上五点，天不亮就来排队拿号买原始股，说是拿不到前五个号就不可能买到股票。这和早先王健推销深圳发展的原始股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股民已经懂得股票的机会。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60年代，想要买只鸡，也要起早摸黑，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菜市场门口去拿号排队。

　大楼的天井中还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严厉打击场外非法交易。为什么股票还有场外交易？走进营业厅，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布告说，今日股票每户出售最多不得超过1000股。一位证券公司的领导说，几天前，这里也贴过一张布告，每户购买股票最多不得超过1000股。难怪会出现股票场外交易，原来是流通有限制。今天，中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和流通状况已经远远不同于20年前了。虽然它还是一个新兴市场，但已经不是市场的新兴。

　回到纽约，美林集团国际部汉瑞森主任高兴地说，我们正等着听你在中国的故事呢。当我一一作了介绍后，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建议公司在中国建立机构，开始投资，拓展业务。他们非常兴奋，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兴起，所以表示要认真研究开拓中国的业务。

　20年前的中国，证券业还是一张白纸，而如今的证券业已是红红火火。当年有多少人能料到这块金融贫瘠的土壤，竟能孕育出这畦五彩缤纷的繁花？这也让我忆起20年前的冬天，我代表美林证券，应邀前往只有8只股票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席开业典礼的往事。当时的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许多人开始接触西方的东西，对股票充满好奇。但中国人在华尔街做股票经理的极少，所以，我一回国，就成了众人争相取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