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金融所

　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过度负债是西方世界此次危机的症结。

　第一轮的救助，政府无非是将把私人部门债务转移到政府部门帐下，使得数十年高福利制和一轮又一轮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所积累下来的财政风险凸现出来，终至扛不住的部分欧洲国家最先爆发了偿付危机。

　无论是谁，收缩式的“去杠杆”是一个经济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经济走向平衡。

　“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因为被动储蓄（对于政府来说是削减开支）导致消费下降，进而拖累企业利润导致失业上升，最终引发收入缩水。

　迅速找到新的财富模式，依靠经济和税收的高速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那当然再好不过，可发达国家经济下一轮高增长的动力来源和产业依托在哪里呢？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战略选择。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美国人会不断尝试量化宽松的底线，推动美元贬值是美国上下的共识。这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

　至于量化宽松能起多大作用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美国人想干的事它总会干，不管你赞成与反对。

　美国人这种特别偏好源自于所谓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因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没有利益机制能够改变这一点。美元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作为唯一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净需求”的提供者，它让被美元捆绑的全球经济由此踏上了失衡的征程。

　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生产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商品美元—石油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平衡”上。全球经济一旦美元化就无法与之脱钩，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美国人的自信还源自于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可以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尚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我相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进入相当长的“低增长、低利率、高通胀”时期，并为新的一轮危机累积势能，但依然难以相信美元会被美国自身的债务危机所击溃。

　自2002年4月开始至今，美元已经贬值了40%。尽管今后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尽管危机遗留下的天量毒资产正在拖垮美国家庭的精神，阻塞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妨碍房地产市场的清理。私人部门不再借钱，银行不再放贷，美国政府的财政前景布满乌云。但当欧洲、日本变成“更烂的苹果”，新兴国家经济被热钱和高通胀搞得焦头烂额时，美国反转过来最大限度又获得货币霸权的好处，大量资金回流美国，通过掠夺别人的份额，而使美国政府债务市场获得更多的融资，长期公债的利率又被避险的买盘压低。

　我们在后危机时期可能还会反复看到，使得美元的弱势似乎始终保持着某种可控性。弱美元最大的风险来自债务市场的理性预期的回归。所以伯南克和盖特纳需要一直在把玩着平衡术。他们“干坏事”的同时，还要不断使用各种手段安抚着外部世界不断升腾的对美元的厌恶情绪。

　我相信美元不负责任的错误的政策将会使全球经济陷入很多年的震荡，直至停滞发展，越来越可能的结果是，随着全球货币贬值的失控，而使深陷资产泡沫的新兴经济体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