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再次提出了汇率问题，认为引致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成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汇率严重低估，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美国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操纵汇率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制裁。此类说辞每隔一阵就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热点，多年来不绝于耳。汇率机制真的是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灵丹妙药吗？

　首先，在1971年之后，美国持续发生贸易逆差，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元持续走低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名义GDP从1971年底的1151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142003亿美元（增长了11.33倍），实际GDP总额从1971年底的723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99279亿美元（增长了12.72倍）。可见，如果按照汇率理论的说法，在汇价走低的条件下，应当发生出口增加和贸易顺差，但美国的实践对此没有做出验证；另一方面，在贸易逆差严重发生的条件下，国内经济增长应当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可能发生负增长，但美国的实践对此也没有做出验证。可见，美国的实践已经打破了汇率理论的“定律”。

　其次，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元兑美元的比率就升值（1970年为360:1，1984年已升值到231.01:1），在15年内日本的对外贸易有5年逆差、10年顺差，但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以后，尽管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的257.68:1升值到2009年的93.72:1，但日本的对外贸易却连续15年没有发生过逆差，同时，顺差额也有扩大的走势。显然，日本从1970年以来的30年实践也没有证明汇率机制在国际贸易中的神奇作用。

　最后，在1994年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基本处于贬值走势（从1980年的1.4984:1降低到1994年的8.62:1），但在这15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9年处于逆差状态，只有6年为顺差，并且逆差总额明显大于顺差总额。2005年7月，中国迈开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步伐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快速上升（从2004年底的8.28:1升值到2009年底的6.83:1，升幅高达17.5%），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却大幅增加，从2004年的320.9亿美元，增加到2005-2009年间的1020亿美元、1774.8亿美元、2618.3亿美元、2918.3亿美元和1960.6亿美元，展示出了与日本汇价变动和贸易差额相似的走势，即汇率升值，贸易顺差增大。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与汇率理论相悖的实践走势：按照汇率理论定律，汇价贬值则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容易发生，但美国的实践却是汇价贬值、贸易逆差大规模发生；另一方面，汇率理论强调，汇价升值则出口额减少、贸易逆差容易发生，但日本和中国的实践却是汇价升值、出口增加、顺差增大。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悖中，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如果理论屡屡不能得到实践的验证，该理论的可信程度就将大打折扣，以此为根据制定政策的可行性更是值得怀疑。

　事实上，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因素，并非唯一因素，更不是根本性机制。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开始，200多年来，诸多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强调分工协作、比较成本、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和重叠需求等因素对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变化的基础性影响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间转移、技术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供求关系等等也对具体国别（或地区）间的国际贸易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这一系列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是一个汇率机制所能替代的。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发达国家将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从而对应的技术等资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也不是简单运用汇率机制就能改变的。且不说早年的所谓金本位制未能有效解决国际贸易的非平衡走势，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如今将“全球经济再平衡”寄托于汇率机制的调整，其效应依然将是一场痴人说梦。

　在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条件下，美国要实现长期对外贸易平衡是不可能的（在长期不平衡的背景下，短期的1-2年平衡还是有可能的）。内在机理是，要维护国际贸易数额的增长，美国就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向国际市场投放美元。这将引致美国国内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如果在贸易赤字中，美国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属资本品，则意味着在随后的时间内，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将明显提高，由此，随着出口能力扩大，美国的赤字贸易格局发生改变，但随之发生的是，国际贸易活动所需的美元数量将出现短缺，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将因货币短缺而受到严重抑制。这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将是一场由货币短缺引致的经济灾难。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对美国来说，进口结构就应以消费品为主。假定美国消费者的年收入总额与美国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总额大致持平，那么，要使通过对外贸易逆差进入美国的消费品能够进入消费者的消费范畴，可选择的措施只能有二：一是减少储蓄，将原先的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由此，必然大大降低美国的储蓄率；二是负债消费，由此，必然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负债率。由此，将引致美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发生。

　要避免这种通过经常项下的“货物”路径投放美元所引致的种种问题，美国可选择通过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路径投放美元。主要路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私人资本的输出。这可以带动美元流出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满足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美元资金增加，但这些资本输出将降低美国的生产能力（和对应的就业数量）、提高资本输入国（或地区）的生产能力，结果将是使美国的进口量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加剧，因此，不是理想的可选之策。二是由美国政府购买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将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美元数额投入国际领域。这是一条较好的路径。如果政府债券发行国将所得美元资金用于公共事业方面，在直接关系上，它不至于引致美国的产能转移，也不会提高政府债券发行国的生产能力；同时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增加。但是，对美国来说，购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债券、分别买多少、期限结构如何、利率水平以及还款的币种等都是一个难题。在对大多数国家的信用程度持怀疑倾向条件下，这种难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世界上也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债券市场处于欠发展状态，政府债券市场也尚未充分对外开放，这也制约着美国购买他国和地区的政府债券的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在根子上是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宁愿充当国际债务人角色不愿成为国际债权人的政策取向所决定。

　在这种美元困境的背景下，期望着通过所谓汇率机制调整来达到全球经济再平衡岂非梦话？

　本文是王国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批准号为：09&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际贸易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发达国家将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也不是简单运用汇率机制就能改变的。且不说早年的所谓金本位制未能有效解决国际贸易的非平衡走势，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如今将“全球经济再平衡”寄托于汇率机制的调整，其结果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