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3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该行执行董事会已批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于6月1日开始任职,接替将于5月30日卸任的詹姆斯·沃尔芬森出任世界银行行长,届时他将领导这个有1万名工作人员的国际机构。
根据世界银行内部章程,沃尔福威茨也将担任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总裁、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董事以及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沃尔福威茨磕磕碰碰的当选结束了一段时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世行人选争论,世界银行也由此迎来了沃尔福威茨时代的起点。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位著名的“鹰派人物”会将世界银行带向何方?
从沃尔福威茨的生平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来看,世界银行的前景也是扑朔迷离。
沃尔福威茨:“鹰派”角色
沃尔福威茨现为美国国防部第2号人物,是布什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非同寻常的是,沃尔福威茨同时具备着“残酷”和“温情”两种互相矛盾的气质,他的双重性格让人捉摸不透。
首先,他的“残酷”表现为对“以暴易暴”的推崇。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童年的“惨剧阴影”。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是一位波兰犹太数学家,1920年从俄罗斯占领下的华沙逃往纽约,而沃尔福威茨留在波兰的家人都死于纳粹大屠杀。这一刻骨铭心的童年回忆给沃尔福威茨的一生带来了深深的印象,他自始至终认为类似希特勒崛起带来的世界灾难应该在“以暴易暴”中予以扼杀。
这种性格使其在伊拉克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积极性。早在1970年,沃尔福威茨就在一份给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写道:“我们与伊拉克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如此使其获得了“疯狂先知”的外号。
在“9·11事件”之后,沃尔福威茨开始大力宣扬自己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2002年9月他的这一主张被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中采纳。他认为美国不仅要打击本·拉登,而且要对付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要消灭恐怖主义分子等等。
此外,沃尔福威茨还极力主张对萨达姆采取武力,在信息并不十分确切的时候,他就斩钉截铁地认为伊拉克发展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一厢情愿地声称伊拉克人民会夹道欢迎美军,而且伊拉克石油的出口所得外汇也将足以支持伊拉克的重建工作。
沃尔福威茨迫不及待的狂热以及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他赢得了伊战“设计师”和“拉拉队长”的外号。
其次,沃尔福威茨的“残酷”还潜在地体现在他“新保守主义”的世界观上。由于父亲是数学家,沃尔福威茨在学生时代先是继承父亲的衣钵,在康奈尔大学主攻数学和化学,但随后他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根本转移,在“新保守主义思维的温床”芝加哥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阿兰·布鲁姆。阿兰·布鲁姆是著名思想家里奥·斯特劳斯的弟子,而后者则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父。
数年后沃尔福威茨以《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奠定了自己的声望。1991年他起草的“防务政策指导方针”草案,与柯劳萨默斯90年代初发表在《国家利益》季刊上的《走向单极世界》以及1997年罗伯特·卡根提出的“新美国世纪计划”声明被并称为新保守主义的三大重要文献,并构成了布什对外政策的重点。所以,沃尔福威茨在新保守主义者内部占据着重要的特殊地位,而新保守主义也构成了他“残酷”性格的思想源泉。
沃尔福威茨的“残酷”使其与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一起被并称为布什政府最有名的三大“鹰派人物”。而在三个人当中,沃尔福威茨的处事态度最为强硬,被称为“战鹰”。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战鹰”的别样“温情”却又凝聚着人文主义的色彩。
从外表上看,与拉姆斯菲尔德一目了然的彪悍不同,沃尔福威茨的儒雅气质令人过目难忘,无论何时他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说话柔声细语,不暴躁,也不固执,显得很有耐心。从声望上看,他是游弋在外交部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老手”,只在克林顿时代被迫休息过一段时间。在进入政府早期,他的个人才华就为其赢得了白宫独立“自由撰稿人”的称呼。从爱心上看,2005年在访问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时候,沃尔福威茨就提倡提高美国对受灾国援助。
沃尔福威茨的“温情”在他上世纪80年代担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时显露无遗。在任期间,沃尔福威茨对当时印尼国内的某些腐败现象非常不满,在由他批准的一份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对苏哈托家族的腐败和失职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全心投入公共外交活动,通过自学学会了印尼语。他不仅是雅加达社交圈中的名人,还经常到印尼的乡间旅行,与农民交谈。他甚至曾在印尼的妇女杂志举办的烹饪比赛中获得了三等奖。他的妻子也因为精通爪哇语和当地舞蹈而在社交界很受欢迎。雅加达使馆由于沃尔福威茨的“温情”打理被评为1988年美国4个最好的使馆之一;印尼人把沃尔福威茨称为“最有效的”大使。
因此,沃尔福威茨的性格体现出了明显的“双重性”,他这种复杂的性格使得世行前景有如雾里看花。
沃尔福威茨会将世行引向何方?
沃尔福威茨是不是世行行长的合适人选?这个敏感话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沃尔福威茨的性格是否符合世行的性质和宗旨。
世界银行的全称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负责长期货款的国际金融机构。其宗旨是通过对生产事业的投资,资助成员国的复兴和开发工作,以促进成员国国际贸易的均衡增长及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之一,世界银行利用其雄厚的资金、高素质的人才和广泛的知识基础,一直致力于帮助各发展中国家走一条稳定、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之路。
正是基于这种全球视角的“和谐发展理念”,世界银行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银行帮助拉丁美洲国家度过了地区性的债务危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世界银行帮助东亚国家战胜了金融危机;不久前世界银行还帮助海啸受难国家走出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危机。此外,世界银行也在帮助最贫困的国家减轻债务负担,建立高效和负责任的公共部门方面贡献良多。
如此性质的国际金融机构自然需要一位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他要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为了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作出理性判断,他需要有渊博的专业知识;为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中保持冷静和从容,他需要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为了得到各个成员国的倾心拥护,他需要有协调的人际关系;为了更好地与其他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斡旋合作,他需要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最重要的,为了将世界银行“复兴和开发”的宗旨进行到底,他需要有一颗博爱的心;当然,为了能够迎合拥有16%表决权的世界银行最大股东的需要,他最好是个美国人。
沃尔福威茨虽然获得了布什的青睐,并得到了世行董事的接受,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从各种硬性指标看,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对于经济而言是个门外汉。英国《金融时报》毫不隐讳地宣称,沃尔福威茨只有“微乎其微”的经济和金融知识。虽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有着丰富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也与世行业务大相径庭,作为一个狂热的单边主义推行者和新保守主义者,“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的绰号也让所有世行援助对象不寒而栗。经济学家大多认为,选择他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非常不恰当的决定,对于贫困国家的发展来说“简直是一个灾难”。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沃尔福威茨的“温情”一面对世行“济世救贫”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布什提名沃尔福威茨在外界看来更多是为了表彰他在伊拉克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是布什政府试图左右世界银行的重要举措。《华盛顿邮报》就直言不讳地认为,此举是“企图给世界银行打上布什政府印记的挑衅行为”。而欧洲之所以没有阻拦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打算这么做,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和世界银行副行长提名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沃尔福威茨当选之后,其双重性格让世行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分析家认为,一方面,世界银行的宗旨可能会在这位“残酷”鹰派人物的铁腕下发生转变。作为布什力排众议所推荐的候选人,沃尔福威茨当选之后投桃报李也是意料之中,那么世界银行将可能因此整个纳入到布什政府的国际事务框架之内。以前美国难以通过以单个国家名义进行的外交战略,很可能依靠世界银行这个国际金融平台得以实现。世界银行掌握着的90亿美元以上国际援助资金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在沃尔福威茨手中,这股力量可能将更多地用在事关美国利益的相关项目上。
具体来说,沃尔福威茨担任世行行长之后伊拉克重建的资金安排将可能间接受到布什政府控制,“美国破坏、世行埋单”的亲美策略将助长美国霸权主义的气焰。而且,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援助的把持,美国也潜在地增强了其反恐战略的工具选择。《纽约时报》就分析指出,沃尔福威茨担任世行行长之后,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可能将从目前对非洲等地区的脱贫减困转变到通过经济力量来推行中东等地区的“民主化”上。其结果很可能就是,世界银行无形中被打上布什政府的印记,在偏离“复兴与开发”宗旨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不过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的“温情”也许会让世行“复兴与开发”宗旨发扬光大,至少不会大幅偏离。3月18日沃尔福威茨就不无委屈地称“肯定不会把美国政府的政策强加给世界银行”;3月21日他在与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代表会晤时再次表示,将努力工作令国际社会确信其在与贫困斗争方面是开明、有力的领导人;3月31日当选之后他宣称,将继续听取各方建议并努力推进世界银行的减贫减债工作,他甚至还给致力于扶贫的爱尔兰摇滚明星、世行行长曾经的竞争对手博诺打了电话表示对其工作的肯定。
总之,沃尔福威茨的双重性格令人捉摸不透,世行前景也因此扑朔迷离。现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们只能祈祷沃尔福威茨的“温情”最终能够战胜“残酷”,带领世界银行在消灭贫困的战役中取得胜利。
正如瑞典财政大臣帕尔·努德在评价欧洲国家的态度时所说:“如果你得不到自己所喜欢的,那就只得喜欢你能得到的。
沃尔福威茨简历
1943年12月出生于美国纽约市
1965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1967年与1972年先后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
1970到1973年,他在耶鲁大学任教
1973到1977年,在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任职
1976到1977年,任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特别助理
1977到1980年,任负责地区项目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
1981到1982年,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
1982到1986年,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1986至1989年,任美国驻印尼大使
1989至1993年,他在美国国防大学重拾教鞭
1994到2001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院长
2001年至今,任国防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