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提高到60%左右，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工厂”，每年要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并输出商品，因此受国际商品价格的变动及重要货币走势的影响非常大。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我国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不适应国际化的市场变动，在金融和贸易领域的损失触目惊心。“居危思危”，有必要从战略高度来研究这些新的经济现象。

    高位被狙愈演愈烈

    2001—2002年，美国大豆进口价格在每吨1800—1900元左右时，我国限制大豆进口，到了2003年，大豆价格达每吨4000元时，我国却大量进口，国内榨油厂在美国大豆价格涨至最高点时大量买入。据国内专家测算，2003—2004年，按大豆均价计算，我国仅在大豆贸易上每吨就多支付1500元左右，年进口2000多万吨，直接损失高达300亿人民币；此外，国际石油价格长期在每桶十几美元徘徊时，我们的进出口垄断企业并没有进行中长期的买入保值，据了解，日本的大企业都在12美元左右买入大量的中长期期货和期权，也就是说，日本人至今用的仍是十几美元一桶的原油。据《全球财经观察》2004年12月3日报道，2004年1—9月份，我国为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多付出了130亿美元；再如有色金属，由于国家物资储备局轮库，在铜价为每吨1.8万元之时向市场抛出库存，在国内价格为每吨2.6万元之时又买入补库，这一行为被国际炒家利用，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的突发性需求力量，从而拉动国际国内价格飙升至每吨3.2万元，仅此一项，我国进口铜每吨至少要多付500—700美元，而我国每年要进口铜180万吨左右，估计损失达100多亿人民币。

    国际炒家犯规了吗

    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损失呢？许多文章将国际投机资本妖魔化，什么“金融大鳄狩猎中国买家”，什么“对冲基金制造梦幻陷阱引中国人入市”等，表面似乎有些许道理，的确，在市场上我们亏损的钱都是被他们挣去了，因为我国买家往往在价格的最高处买入，接下的是国外基金和跨国公司的头寸，其对手都是外国大机构，钱被人家赚走了。但是，任何外国基金也并没有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去操纵市场，而是在有秩序的自由竞争中获得了合法利润。因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找出更为深刻的原因。我认为以下几个原因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我们从指导思想上并没有重视贸易金融衍生领域的竞争。我国实行对外开放长期以来，将重点放在引进外资和发展实物商品的出口领域，而没有去考虑“十几年创造的财富被一夜之间拿走了”（马哈蒂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讲）这样一个高端竞争的领域。这从我们加入WTO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对于期货领域基本上没有涉及。在加入WTO的过渡期内，也没有任何措施和政策来提高贸易金融定价权领域的竞争力，遇到问题也是茫然不知所措。关于石油问题，最近有些专家开始悟出一定道理：石油涨价，OPEC赚小钱，石化加工等高端产业赚中钱，期货贸易领域的美国垄断资本赚大钱，而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全部买单付款。

    其次，国家的主管经济部门制定经济政策还没有面向国际市场。我国的经济主管部门还没有完全从市场经济的高度、从国际市场竞争的角度来制定经济政策，也不去面对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变化。许多政策仍然从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封闭循环的角度、以自我为核心来予以考虑。如大豆的历史低价位出台限制进口政策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国家部门在现象上配合国外大资本狩猎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物资储备局，它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轮库，搅动了国际市场：在1.8万元左右卖出，使国内市场一下子供给充分，进口商错失了低价进口国际有色金属的机会，给企业发出了错误信号；在价格上升到3万元之上时进行补库，使国际资本将铜价长期推升至历史高价位，我国企业被迫高价位进口。这样的举动使国内期货界人士十分不解，可有关部门一点回音都没有。

    再次，我国的垄断性企业体制官僚倾向化严重，不适应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国的金融企业和外贸大企业，都仍然是官僚化体制，而且都是高度垄断化的，这些企业典型的是“吃官饭”，其经营机制不是市场化的，因为仅仅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利润就足以让其生存，它们没有动力也没有机制去国际市场上竞争，正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其利润来源主要是赚垄断利润和财政补贴。高层经营人员不是以企业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官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不犯错误为基本原则，谁也不去高端领域竞争。这种机制就会出现石油10美元一桶而不去大量在期货市场上买入保值，而到了50美元一桶照样进口盈利完成任务向中央报喜的怪现象。

    最后，我国缺乏能在国际市场上有话语权的专业巨型基金。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和金融商品的定价市场（期货市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是一些巨型基金公司、跨国贸易公司参与其中，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操作团队，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特别是远期的供求预测，来进行中长期的保值和投资。因此，这些机构牢牢地把握了世界主要大宗商品和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显得游刃有余，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它们都能获得高端利润。我国只有少数外贸公司出于业务的需要，在有些魄力的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下，做一点保值，在定价方面毫无发言权。这就出现了近两年“中国因素”主导世界市场的价格，可中国的企业只能被动的接受国际炒家定高价的滑稽局面。

    以上分析说明，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我国政府有关人士应充分认识到，在新的时期，一场新的经济大战已经打响，我们和平崛起，不能再继续引进高污染、高耗能、低科技含量的加工工业，要建设一个经济强国，必须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在贸易金融的定价权领域开展竞争。

    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工业革命以来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济竞争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初级资源的竞争、产品市场的竞争、贸易金融定价权的竞争三阶段。在工业化初期，掌握技术的国家缺乏资源，又没有世界性商品市场，于是便出现了强国掠夺弱国的殖民贸易战争，建立了殖民贸易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纷纷独立，都开始走工业化道路，初级资源的产品市场逐步形成了畸形的、带有殖民价格痕迹的国际市场。对工业制造大国而言，依靠国际市场容易获得廉价原材料，关键是产成品销售市场，于是，便开始走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的道路，利于经济制造强国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发达国家又开始向新的高端产业发展，出现了美国的新经济、高科技、强金融的新的生长点。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不在制造业领域，而转向了贸易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衍生品领域，即世界商品定价权领域的竞争。

    管理层转变思维是关键

    加入WTO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我们不仅要考虑国际市场的竞争问题，还要考虑金融业的开放问题。我们应从战略上占领期货领域这一制高点，“学人以渔”、“师夷之长以制夷”，以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

    其一，国家应高度重视国际贸易金融衍生领域的竞争，以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为目标，应设立一个经济安全的综合协调机构，来确定竞争战略，协调国家各部门的相关经济政策，确保国内市场大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其二，大力发展国内期货市场，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本世纪初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等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考验。但美国金融期货市场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对冲功不可没。在过去15年间，金融衍生品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期货以及其他复杂衍生产品的概念得以深化，加上计算机和通讯网络的进步，对冲风险的成本显著降低，机会也大大增加，金融系统也因此发展得比20多年前更灵活、有效和富有弹性，世界经济也因此变得更富弹性。

    我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低，应尽快在国内市场上练兵，提高其竞争力，并且在竞争中不断兼并、重组，才能有市场化的巨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但有关部门在发展期货市场的问题上迄今也没有从较高的层次来认识。因此，期货市场发展了十几年，仍然被管制得畸形，无法成长，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三，支持有竞争力的民企，组建一些大型专业和综合类基金，进入国际市场，争取有定价的话语权。

    我国有一些民企很早就进入了国际期货市场，而且在国际期货市场的竞争中有丰富的经验，这些机构的运行机制是纯市场化的，能够运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化和激烈竞争，国家可以给予政策支持，准其发行基金，做专业的商品或综合类投资。这些机构同时代为国内大的垄断国企进行套保业务，以弥补其企业机制的缺陷。

    (作者简介：常清，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北京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