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从制造到服务》

　　作者：张斌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 李婧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再到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在不停地发展演变。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长的源泉首先是资本积累，只要提高储蓄和投资在GDP的比例，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学家并没告诉我们该如何提高储蓄和投资。如果说已经告诉我们一二，那就是刘易斯模型提到的，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既是一国经济潜能的表征，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需要现实经济增速尽量贴近潜在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学是“富国富民之学”，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天职就是实现“尽量贴近”，减少经济波动对公众福利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损害。

　　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增长的高峰期，动力是工业化。这一时期的增长恰如一个人无论走在土路和柏油路上都健步如飞，但现在路更好更多了，行人的速度却慢了下来。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来看，个头已经从一个儿童成长为少年，变成青年，现在到了走路开始慢下来的“壮年”时期。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告诉我们保持好身高的药方，我们只是看到那些“基本不变”的卡尔多事实。张斌在著作里提出，我们行路至此遇到了“转型”，即中国的经济结构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

　　转型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收入提高后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又带来对生产结构新的需求，即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这些新需求实际上贯穿了家庭生活的重要规划和决策，即育儿、教育、养老和医疗。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四大重要支出，实际上也是满足一个人全生命周期需要的重要部门的发展需求。这些部门的发展要跨越“代际帮助”的中国传统文化，寻求新的模式。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言道，教育是生产、生长、生活和社会。养老和医疗也是生命周期里的大事。理论上，老龄化会使储蓄下降，但是中国恰恰相反，储蓄率反倒上升。预防性储蓄效应大于生命周期效应的事实再次映射了中国在人生末端投入的不足和重大的供给缺口。“怕老，防老”成为中国社会储蓄持续高位的重要原因。

　　在工业化高潮过后，新的增长可能性在哪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概念。李斯特指出，资本不仅仅是生产的物质资料，人的智力和精神素质也是资本，而且是更重要的资本，是个人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中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它包括人的智力、技能、组织管理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水平、积极活动的情感等等。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交织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但物质生产力得到巨大的解放，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为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力准备了智力条件。“转型”等价于让精神资本在财富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富民的角度来看，就是实现中国国民“不贫、不私、不愚、不弱”。这和《从制造到服务》提出的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公共管理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提法既符合经济增长模型的“福利”标准，也符合“效率”准则。

　　通过精神资本的投入发展服务业，最终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只要能将中等的技术进步应用到人类发展，那么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发挥人的智力，就可以改善生产和生活，实现减贫和富民的愿望。经历高增长的巅峰，我们希冀的繁荣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以始流”的局面，一个通过制度建设，最大程度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活力社会。

　　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不是完全解决制造或生产问题。服务包括为生产和生活服务两个层面。没有了制造和生产，就缺少了服务的对象，没有了火热的生活，服务也不能在没有观众的舞台上“独舞”。制造和服务起码是“二重奏”，对一个国家和世界而言，实际上在组织一场交响乐。

　　经历了经济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亲身体验了什么是底线思维和全面的安全观。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拓展到何处，其本质仍然是富国富民的学问。作者再次以朴实的语言提醒我们“底线思维”的要义，保护生命和经济活力应不惜任何代价。

　　新经济的努力方向还是要提高消费和投资，在转型期间实现富民目标和增长永远是硬道理。发挥智力劳动者的活力，是这一转型期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