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重新定义增长，言下之意就是当前的增长是不全面的。《重新定义增长》一书作者指出，20世纪是人类将增长作为重要议题的世纪，而这确实带来了相当突出的增长成果，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卓越成绩。从20世纪晚期至今，非洲的经济增长也开始提速，这助推了非洲大陆的饥饿、贫困、疾病等多方面问题走入良性解决的轨道。

　　但传统的经济增长思想、经济学理论存在一个重大误区，那就是低估能源、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书中梳理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仅仅强调劳动力、资本、生产率三项要素尤其是技术生产率，使得技术进步背景下的高增长，常常导致人们忽略了资源和环境两方面的成本、代价。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几十年里，一些国家经常采取焚烧植被来增加农业用地的方式，有时引发大火也不扑救。这虽然的确增加了可耕种的良田，却侵蚀了这些国家乃至全球的生态系统、天然碳储存库。一些国家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来超限抽取地下淡水，虽然因此增长了小麦等粮食产量，提高了粮食自足水平，却使得整个国家的地下蓄水层遭受毁灭性破坏。

　　技术进步本身，比如新材料、新物质的应用也可能扰乱地球资源系统。典型的例子就是PCBs（多氯联苯）、PFAs（全氟烷基物质）甚至普通的塑料等化学物质，已经导致人体积累毒素水平不断攀高，甚至已经开始大幅度侵蚀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重新定义增长》进一步指出，因为不纳入或严重低估了能源和资源的成本、代价，导致了近几十年来的增长，以负债型增长为显著特征，除了环境、资源方面的欠账外，还包括金融债务激增、社会资本变得松动。

　　现代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浪费，比如在美国、欧洲，汽车的利用率仅为2%。全球范围内生产的食品，有30%在供应过程中被浪费。即便在大力倡导循环利用的欧洲，原材料在经过第一次使用周期后就丧失了95%的价值。

　　因此，重新定义增长，就要首先直面现代经济的浪费特点，从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效益入手，降低浪费程度。针对汽车利用率低下的问题，不仅需要继续延续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等政策，推动汽车用户提高现有汽车的使用效率，还应进一步推动共享汽车的使用。除此之外，通过大幅减少汽车之间安全距离的互联汽车技术，有必要加快试验并争取投入使用；增加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的停车位配套设计，减少通勤距离。《重新定义增长》还深入讨论了食品、住房等领域通过供应链方式转变、技术进步从而降低浪费的政策思路。

　　本书详细描绘了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率的新增长模式。作者认为，全新的增长模式需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充足的清洁能源、“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以使得材料可以多次循环使用、经济体中所有重要的价值链（交通出行、房屋、食品、健康、娱乐、通信）都必须搭建高效的再生系统。而今，清洁能源实现丰富而廉价的供应，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均已成为可能；而“从摇篮到摇篮”的多次使用材料，分别是消耗品（生物材料）、耐用品（技术材料），在遵循全新设计理念的基础上，不添加可能降低材料特性的添加剂，可以便于产品拆解并实现材料的多次再利用；前述的共享汽车、互联汽车等技术和模式，正是价值链高效再生运行变得可行的依据。

　　要真正推动新增长模式从书面号召，转变成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并为各行各业接纳，融入各类商业模式，需要有具体的路径指引。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对于各行各业的企业，应该逐步将外部效应成本计入隐形价格，纳入日常商业决策的考量，然后从整个产品周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其次，要鼓励共享经济、资源回收、优化生产模式、多次再利用材料等行业环节的发展，并推动旨在减少材料使用的虚拟化体验、服务的发展（如电子图书、网络银行、远程体检、数字音乐等）。在此基础上，各国的经济政策应当更为详细地测算关键自然资源的影子价格（环境等方面的附带成本），逐步推动国家对各行各业的外部效应定价。

　　截至目前，技术革命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信息型行业及相关的其他许多行业的发展面貌。本书展望了未来10-20年技术革命对于实体行业可能产生的进一步深入影响。这一部分涉及农业、法律服务等许多行业的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任何经济政策的推行，都可能陷入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的争议。作者希望在推动新增长模式的落实过程中，摆脱这方面的无谓争论，强调指出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市场主导的概念，让资源、环境成本进入市场考量的范畴。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推动公共治理的再次转型，在不显著增加公共成本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能够更好地适应对生态经济的引领、监管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