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济需求仍难言强劲、货币供给总体松紧适度的背景下，通胀不具备过度上行的基础。对于猪肉涨价给居民生活和CPI上升带来的影响，可通过加大进口的办法来解决。

　　从外部环境改善来看，虽然外贸不确定因素有向好迹象，但今年全球经济景气周期下行，致使各国经济增长放缓，进而使得中国外需总体态势难言乐观。因此，本年度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难以出现方向逆转。

　　从资产价格角度看，在逆周期调节发力，特别是相对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条件下，以及政策托底使得经济企稳回升的预期发酵，客观上会促使房地产、金融资产的价格出现向上修复性重估。资产价格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风险的累积和泡沫的膨胀，房地产与金融资产价格若持续下跌，同样会带来系统性风险隐患。

　　若经济数据与市场表现稍好，物价水平稍有回升，就意图采取紧缩严管政策；经济与市场表现稍差，物价有所回落便加大政策宽松力度，则可能造成运用政策工具而人为放大经济与市场的波动性，致使市场预期混乱，而加剧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早、过严的政策干预，可能会导致初现恢复迹象的经济与市场再次受到紧缩性政策共振作用的打击。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审时度势、统筹全局，在适度监管、关注风险的同时，注意保持经济与资本市场活力。

　　当前，应该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用“放水”宽松的办法刺激经济而回避改革；二是用断奶式货币信贷紧缩，希望在短期内实现去杠杆，强行调整经济结构而回避大力推动系统性改革。这两种政策思维倾向均对实现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初心不利。

　　我国目前经济金融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短期看，投资回报低迷和既有债务高企，导致债务周期扩张的动力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近年来持续减速。短期经济增长背后是债务周期的扩张，企业、居民和政府三大部门，尚有部门加杠杆则经济就可以增长，如果都不加杠杆或者都在去杠杆则经济会收缩、衰退，甚至发生危机。

　　同时，长期经济增长则与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高效配置有关。目前我国经济基础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导致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要素配置低效率和价格扭曲，难以释放长期经济活力。目前应该通过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保证适宜的货币信贷供给，稳定短期债务周期不至于发生信用紧缩危机，以至于过于剧烈地去杠杆；同时又要通过深化结构和制度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释放长期经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