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6版:海外视野 上一版  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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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7日 星期六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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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观察
凝聚国际新共识的
“微妙时刻”
□刘丽娜

  □刘丽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判断,全球经济处于可好可坏的“微妙时刻”,究竟向哪个方向走,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政策选择。与此相关,在当前多极化演进、大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凝聚国际新共识也面临着相似的关头。

  所谓国际共识或者全球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想法和思想认同。形成共识是取得信任和采取行动的基础。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国际共识。世界各地数千名嘉宾汇聚于此,近40位外国政府首脑与会。中国举办大规模主场外交活动已有丰富经验。

  来的都是客,既来之,就都有所期待,至少是对一项新事物感兴趣,愿意参加讨论。从一个侧面理解,来北京参会的都是对中国好奇的观察者,他们希望眼见为实,见证这个大国的新变化,并从中寻找合作机遇。

  不久前,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在北京说:他在向自己学校学生介绍中国时,“希望他们将中国看作是可能在未来产生最伟大创新的地方。”

  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长期的创新领跑者,杜思齐校长的这个观点新颖独到,甚至具有颠覆意味。如果这是全球顶级教育思想界的共识,那将极具深远意涵。

  世界为何需要新共识?

  国际观察家看到,当今世界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而言之是“乱”象纷纭。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其内涵和外延在发生变化,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动力在发生变化。如何能在“乱”中求“治”,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问题。

  睿智者看到,要实现稳定与有序合作的“治”,世界需要形成新的国际共识。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共识?怎样推动才会形成?

  历史上有些片断值得回顾深思。

  10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一些国际著名思想者和政治家思考着人类未来。他们希望设计出一种稳固的机制,永久扼制住战争的魔兽。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耗费数月时间凝聚国际共识,使他的国际联盟理念得以在主要国家获得接受。遗憾的是,他却未能在自己国家成功凝聚共识,巴黎和会的成果在美国国会遭到否决,威尔逊的国联创想未能实现。直到又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人在威尔逊的思想努力基础上,推动了新的国际共识形成,联合国创立,维系战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迄今已70多年。

  推动国际新共识的形成,是个极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多方力量合作。

  首先是要有原创理念,或者说是制定共识目标。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曾说:“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诸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至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等都拥有相应时代的国际主导地位。西方学者莫德尔斯基将其概括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又称“领导权周期论”),发现大体以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

  越来越多人看到,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已经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并在积极推动国际新共识。但与以往的一国主导不同,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认真讨论。

  推动国际新共识,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源,包括人、财、物等各方面的储备。朴素地说,就是要有钱有人有思想。

  想法有了,需要落实,而落实需要工具。定期开会就是为了汇聚思想和新创意,设立常设机构,形成固定机制,就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像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际进口博览会、亚投行等等这些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的顶层设计,近年来已经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需要进行必要的物质创造,比如建设基础设施,分享成果,眼见为实。

  推动形成新的国际共识,其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总有挑战和坎坷。比如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会导致怀疑和忧虑。而长期习惯于既有共识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本来掌握凝聚共识主导权的行为体,就会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上个月曾坦率表示:“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西方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主导世界,他们就是不喜欢任何其他有发言权的人。”

  现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增长显著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世界游戏规则的改变。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泰瑞·米勒近日在全球化智库(CCG)的一个论坛期间对笔者说,“如果你想跟大男孩一起玩,就得遵守大男孩的游戏规则。”这是简洁而让人印象深刻的表达。

  世界的一种新共识在酝酿形成中,未来已在悄然走来。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5年就职演说中说:我们没理由害怕未来,却有全部理由严肃面对它,既不要回避眼前问题的难度,也不要惧怕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来正确解决它们。

  另一位19世纪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也曾有名言:“让我们开发土地上的资源,唤起力量,建设机构,推动各种益处,看看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有没有做出值得人记住的东西。”

  在全球视野下,这个时代做出“值得人记住”的事,需要新共识,需要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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