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仅说2018年流动性充裕又不够准确。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持续充裕的同时，广义流动性其实相当紧张，社会融资和M2余额增速双双降至历史低位，宽货币、紧信用特征较明显。

　　货币市场流动性改善既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结果，也是实体部门融资收缩的镜像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紧信用造就了2018年宽货币局面。一方面，信用紧缩叠加外部环境变化，直接作用于经济基本面，造成二季度后经济下行压力重新加大，着眼于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开始松动，是为货币政策微调放松的核心逻辑。另一方面，严监管、去杠杆环境下，借贷双方风险偏好均下降，货币传导不畅，部分资金淤积在银行体系，客观上也使得宽货币现象更明显。

　　沿着这一思路，2019年货币宽松仍存想象空间。

　　其一，经济仍未见底，逆周期调控有待加强。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其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南京银行报告指出，2018年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出生产需求双走弱、价格指数下行走势，导致这一局面的主因是信用收缩和外部环境变化。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体现出来。后者的负面影响尚未充分体现，也将是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之一。此外，由于地产库存回升，地产投资可能迎来下行，同时企业经营转差向居民的传导也将使消费继续走弱。整体看，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需要偏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

　　其二，宽信用步履蹒跚，宽货币暂时无忧。宽货币是2018年金融市场一大特征，但宽货币只是结果，宽信用才是目的，央行希望以狭义流动性的松对冲广义流动性的紧。只不过，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并不顺畅。

　　2018年，M1、M2和社融余额增速一路下滑并迭创新低，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风险偏好下降，二是融资需求下滑。中金公司固收研报指出，在金融监管调控下，理财和非标等影子银行受到严格限制，融资重回银行表内信贷，但表内信贷的各种监管和约束比影子银行更严格，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整体下降，信用投放和创造能力明显减弱，这是2018年宽信用的最大障碍。

　　有研究机构指出，融资需求萎缩将是未来宽信用面临的另一大障碍。过去几轮加杠杆之后，企业、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都已不低，制约其进一步加杠杆空间。目前似乎只有中央政府还有加杠杆的后劲，但也受制于3%的赤字率“红线”。由于缺乏加杠杆主体，融资需求不振加上非标继续萎缩恐将继续拖累社会融资增长。

　　作为经济增长先行指标，在宽信用见到明显成效之前，保持略偏宽松货币条件是有必要的，宽货币仍具有确定性。

　　其三，2019年料成为政府债供给又一个“大年”，为保障政府债券平稳发行，货币环境也不宜过紧。为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提效，各方普遍预期2019年地方债和国债发行量都会再上一个台阶。从以往来看，央行往往会在政府债集中发行时期增加资金投放，以对冲政府债发行缴款影响。2019年，面对政府债供给继续增多，市场对央行出台“配套性”宽松举措也有预期。

　　从以上角度来看，至少在社会融资和经济增长明显企稳改善信号前，2019年货币政策仍将易松难紧，流动性继续保持合理充裕没有太大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