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谈谈自贸区对公司发展影响？”当中国证券报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公司总裁陈金铭略带幽默地说：“去年以来所有人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自贸区是我国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先手棋。”陈金铭认为：“设立自贸区等于创建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类似境内关外的概念。”在他看来，自贸区是境内的离岸平台，包括资金、货物的自由进出，以及监管门槛等优势，让企业有机会享受较低的融资成本、税负，并有条件开展更加丰富的贸易、金融业务。

　有业内观点认为，自贸区对贸易企业最直接的“红利蛋糕”就是“便利”与“降本”。上海自贸区和各地草案，都在简化行政审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上海自贸区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关注，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模式，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业务效率，提升业务开展的便利性。

　提升业务便利的同时，自贸区的降本效应更令业界期待。例如流转税优惠、区内新增营运收入等形成地方财政的部分给予补贴，种种政策将直接降低企业短期成本。长远来看，在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区内企业财务成本下降空间不容小觑。

　金融改革也是不得不提的自贸区红利。金改让自贸区对外投资收购的便利性大大提升，无论审批的金额及范围都比之前的门槛大大降低。企业可以利用自贸区资金使用的便利性进行海外投资，避免了以往使用外汇额度审批的繁琐问题。此外，还有保税交割试点等政策对大宗商品贸易商形成直接利好。

　自贸区带来的种种红利不一而足，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自贸区的“餐桌”意义远远超出眼前提供的“蛋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出发，陈金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贸区的确将为贸易企业提供发展跳板，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站在跳板上看风景。”

　“不能光看自贸给企业带来的效应，更要看清企业有没有金刚钻来揽自贸区的‘红利’。”在陈金铭看来，具备较高市场化能力、国际化能力和产业链延伸服务能力的企业，将更好地受益于自贸区建设大潮。而以上述能力为基础向国际化供应链运营商转型，应是国内贸易企业的战略方向。

　“现有业务的国际化程度，将影响企业迎接自贸的姿态。”一位分析人士以此来形容国际化经验在自贸时代的重要性。

　“自贸区相当于提供一个国际化的餐桌，满足企业贸易结算、套期保值、境外融资等‘胃口’。在自贸区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上，转口贸易将有长足的发展。”该人士称，“可以预见的是，相对于还不知道怎么拿刀叉的企业，吃惯各国饭菜的企业将具备先发优势。”

　转口贸易是指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是通过第三国的中间商把货物转手来完成的贸易方式。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可以绕开贸易制裁,避开高额关税。

　该人士表示，放眼国际，如新加坡、香港、伦敦、鹿特丹等自由贸易港，都是国际著名的中转地，拥有数量很大的转口贸易。它不仅为上述城市带来了可观的转口利润，仓储、运输、装卸、税收等收入，同时也推动了当地金融、交通、电讯等行业的发展，为香港利丰等国际贸易巨头提供了生长的沃土。

　“尽管身份尚是‘实验区’，但上海自贸区在方向上已很明确。”该人士指出，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在内的四个区域本身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随着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推进，特别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转口贸易将获良好发展平台。他表示，有了转口贸易的土壤，中国有条件孕育自己的国际贸易巨头。

　陈金铭在与中国证券报记者交谈中的一段言论，更代表了这个企业家对国际贸易行业的深层次思考。他说：“全球化浪潮后，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间利益博弈，是辩证统一的矛盾两面性。例如美国对光伏、轮胎的‘双反’。面对这些博弈，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没有退路，应对之策就是进一步国际化。对国家来说，自贸区就是‘你不邀请我参加，我就自己开一扇门，有请国际化进门’；对企业来说，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去参与国际化竞争，做国际产业链运营商。”

　“厦门国贸在做的，就是突破中国原产地的限制，由原先的单一出口，转变为真正的国际供应链运营商，绕开贸易保护主义、汇率风险、原产地资源限制，从进出口贸易转型到做真正的国际贸易，做到货源原料和市场都在外的‘两头在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设立自贸区，与贸易企业的未来发展，都将统一于国际化这个深层次目标。”他手一挥，做了个总结：“还是那句话，国家设立自贸区为企业提供了跳板，而我们不能只站在跳板上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