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姣

　“‘定价权’并不是揣在你兜里了就属于你。在互通互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里，未来商品的定价一定是考虑到多个市场需求层面、综合了多种因素的定价模式。”围绕大宗商品定价权之争，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总经理、中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红英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经济周期对资产定价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公平，最终“垄断定价模式”会逐步地消亡。

　中国证券报：大宗商品的定价应该由什么来主导？

　王红英：一般来说，传统经济学讲的是供需定价，但有一种模式为供给定价，如铁矿石定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垄断定价。但农产品不一样，它是国际供求双方影响的定价模式，需求相对更重要一些。对大宗商品而言，以前中国没有什么话语权，无论你购买了多少铁矿石，也没有丝毫折扣。但近几年中国逐步开始有了话语权，需求定价的方式就开始突显。如过去一年以来，因为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减少，力拓等垄断企业对铁矿石定价开始退让。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平衡定价将是未来经济学定价的一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从供应角度、需求角度看，最终会有个综合的相对客观的定价模式。就像以前WIT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定价权斗争一样，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原油的定价方式已经会综合考虑到两者的因素。

　中国证券报：在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中国价格”目前的地位如何？

　王红英：我国期货市场已经迎来市场化、公平化的发展阶段，期货市场的功能发挥首先表现在远期定价方面越来越准确。其次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日益显著。目前很多企业开始利用期货价格的预测功能来进行产业链的风险管理，如宝钢、沙钢等企业在价格下跌时进入期货市场对冲，效果较好。

　每一个区域都处在全球定价体系当中，共同发挥着作用，中国也一样。以铁矿石定价为例，新加坡有个普氏定价模式，它属于一种场外定价模式，但现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也上市了铁矿石期货交易，两者价差之间存在一些波动和关联，普氏在定价时也会参考中国市场的因素，最终形成对定价权的综合影响。

　例如，以前三大矿山基本控制着铁矿石价格，但现在对市场的控制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不断有新的定价中心出现，特别是大连铁矿石期货上市后，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中心之一，正是这个铁矿石价格反映了中国市场的需求，大矿山继续垄断价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中国证券报：中国期货市场在全球定价体系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建议？

　王红英：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收储对期货市场的定价功能有一定扰乱。如小麦市场，本来是供大于求，价格是看跌的。棉花市场也是如此，但由于国家收储价高于市场平均收购价，导致整个市场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价格噪音”，最终导致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我认为，“坚持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宗旨和内涵，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条条框框进行干预非常有必要。但选择“市场化的干预”还是“行政化的干预”，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比如美国也有粮食储备制度，但其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的，价格高就卖掉一部分，价格低就从期货市场买进。我国可以利用政策优势，在市场“一级收购”中先收储、保证一定的储备规模，但随着价格的变化，特别是有些质量快到保质期了，就应该在期货市场进行市场化的交易，保证储备的质量。

　其次，只有大企业进来了，加上市场化的力量，中国期货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其“价格发现”的功能，此前国家也废除了一些大机构如银行、保险还有央企进入期货市场的一些制度性障碍，为落实新“国九条”中期货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