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伟

　从个人角度讲，我要感谢股指期货。它使我终于有兴趣去研究和探索我从未探索、研究过的领域——日间趋势交易，使本已显得有点枯燥乏味——除能赚钱，不会再有新发现、新趣味的投资人生重新变得新鲜、有趣起来，也使原先的趋势评估系统在日间交易的探索中得到了很大改进。但是，作为市场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不能不对期指交易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个好的交易制度应该对所有交易者一视同仁，也不存在利益偏颇，能让各方意见通过自由买卖行为得到充分表达。“无数充分活跃分子的自由运动，能构成一个有序系统。”唯此，市场走势才能比较正确地表达市场内心意愿，全面反映各种基本因素。而现有的期指交易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资金的做多意愿，限制了这种意愿的自由表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据中金所统计：在国外期指交易中，机构持有的空单和多单基本在1比1左右——机构也是人，在判断、偏好与风格上必然有差异，只要制度性利益对等，其整体的多空持仓必然会倾向于1比1，而在我国的机构持仓中，多单和空单的比例为1比49。这说明，在做空利益制度性大于做多利益情况下，我们的证券投资机构对做空有群体一致的偏好。

　说几个常识问题。

　一是关于数量均衡和质量均衡。期指交易，有1手空单成交，肯定会有1手多单成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在数量上总是均衡的。但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均衡。“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的买卖盘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买卖盘博弈，有组织的一方胜”，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就像一个连的正规军能打败一个团的民兵游击队一样。机构群体一致的做空偏好，导致多空双方在质量上的严重不均衡，是中国股市熊冠全球的技术原因之一。

　二是操纵、引导和裹挟。我从不认为我们的市场受到了操纵，即便在过去小规模市场中，操纵也只能发生在个别股票上，不能在大盘上得逞，何况现在的市场规模已变得足够大。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大单或连续不断攻击，主力可轻易地引导买卖盘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进而产生裹挟效应，这在操作俗语中叫“调节供求”。在一致性的做空偏好影响下，只要有一家机构尝试做空并小有成就后，其他机构就会跟进，一驴鸣，百驴和，形成事实上的合谋做空。

　三是我们很难区分套保和投机性做空的区别。以去年二季度为例，沪深300指数从一季度末到二季度末，跌掉了11.82%。而据聚源数据统计，期间券商持有的上证50指数成分股减少了27.79%，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减少了40.08%，远大于指数跌幅。中金所前20家会员持有的当月与下月合约空单比上月剧增近1倍。并在2013年5月29日大盘最高点到1849点前一天，由9万手增至9.66万手。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无法看到“套保增强了机构持股稳定性”，反而看到对套保最积极的券商持股数大幅减少，对套保不积极的基金持股数大幅增加65%。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基金在二季度下跌中，亏损454亿元，而以往1、2年熊下来就大喊救市的券商却武功绝伦，净盈利64亿元（以上市券商计）。

　由此，我们不得不构建出一个以套保之名，行投机性做空之实的逻辑链：到一定位置，大量开空，然后大量抛售股票，引导市场跟风，产生裹挟效应，取得做空收益。

　还是那句话：我们以善良的愿望制定了交易规则，却忽视了人性之恶。我们以为只要不存在操纵，就一切正常。殊不知在某些情况下，少量的大单攻击就可裹挟整个市场，因为人心是脆弱的，散兵游勇最容易倒戈。做多赚钱少，做空赚钱多的交易规则，无疑会使我们的市场更多反映中国经济的消极面，而较少反映中国经济的积极面。

　要改变这种局面，可从两方面入手。

　取消套保、套利和投机的区别，规定一个统一额度，且多空对等，使每一个投资人都能在没有制度性利益偏颇情况下思考站队，使各方力量都能通过自由买卖行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果我们对取消套保制度心存疑虑，可退而求其次，在信息公开和套保方式上做一些调整。每一个套保者都须按日公布其持有的股票市值、现金数额、空单和多单数量。或是将套保直接与持有的期指标的物——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市值挂钩，且一旦建立起相应空单，就必须先平空单，再卖股票。

　本周四大盘演绎了一次蹦极，从期指和现指的完美配合看，显然是又一次“套利交易”杰作。从以往情况看，每次这样的“套利交易”后，总会有一波大的做空浪潮。所谓套利，常常是大规模做空前最后一次诱多，以期建立更多的空单。但周四交易结束后的持仓情况显示，中金所前20家会员持有的空单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000余手（1404和1405合约总计），且空单持仓量对多单持仓量的比例也从本周三的1.13倍降到1.09倍的相对低位。因此，这一次的蹦极结果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后市更有可能的走势还是震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