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去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世界独立经济体（包括主权国家与独立自治的经济体）有260个左右，而在过去50年间至少有100多个经济体达到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然而却只有13个“成功”地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这其中包括了滥竽充数的希腊。换句话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高达90%以上。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既无法在中低端产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经济往往停滞不前，甚至因为衰退而“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除了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转型之外，更主要的是社会层面出了问题，即社会资源被越来越多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公平、公正、公义”文明原则渐行渐远，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这正是它们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就已经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专家认为，尽管目前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但是依然没有真正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失衡程度。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1。我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部分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自然要素市场的人为分割，导致了诸多的寻租机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和2005年我国包含租金在内的全部非正常收入分配规模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比重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水平。

　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决定性的主导地位，阻止地方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简洁政府，《决定》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三点：一是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对政府权力认识上的突破，其意义非常重大。过去，由于各级政府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我赋权现象，以至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处不在，导致了大量腐败现象。二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很显然，没有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最大来源，保证司法独立性能够对行政的腐败产生极大的抑制。三是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由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与“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被放在一起论述，自然而然的一个推论就是，新提任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公开制度将很快推出。所谓的“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官员“财产阳光制”的推出必将极大地将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