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具有以下两个迫切性：一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已经消失，依靠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从资金价格看，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3%，对欧元累计升值超过20%。从工资水平看，2012年7月China 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2250美元/年，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大约是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的2倍，印度的2.3倍，柬埔寨和孟加拉的3倍和缅甸的5.5倍。按照十二五规划，五年间工人的最低工资将翻倍，届时中国劳动力价格将显得更加昂贵；二是世界即将迎来新一轮产业创新革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使命。历史上，中国曾经绝缘于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以至于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第三次革命时期，我们赶上了信息化浪潮，尽管只是一个追随者，我国凭借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开始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未来新的一轮产业革命中，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我们不仅需要凭借当前具有的人才、技术、资金和庞大国内市场，更主要的是需要形成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创新的浪潮中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对GDP的贡献率只有30%-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这不仅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美国（2011年只相当于美国的1/12）和欧盟，而且明显低于拉丁美洲国家和邻国印度的水平。其原因除了传统文化不太利于创新之外，大体还有以下几点：一是现有的教育科研机构行政化现象明显，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和鼓励真正的创新研究，大量的资源都被行政人员瓜分了，而没有分配给教研一线的教授与研究员；二是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企业创新风险较大，没有相应配套的投融资体系来进行支持和分散风险，即使创新成功了，在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环境下获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比通过政府公关获得利益更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推进教育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将使得国家不断增加的教育与科研资源更多地用于真正从事教研工作的人员身上。同时，在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市场之后，企业将越来越难以通过政府公关来获取利益，就必须加强创新以获得和强化市场竞争力。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从而为创新者享受自己的创新成果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