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符合标准的高炉都被爆破了，这次政府可能是动真格的了。”一位钢铁企业人士认为，唐山要在2017年前完成压减4000万吨钢、2800万吨铁的硬性任务，必须打一场硬仗。

　11月24日上午10时，在巨大爆破声中，唐山兴业工贸有限公司院内一座高炉的烧结机烟囱轰然倒地，被视为吹响这场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硬仗的号角。

　唐山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此次被拆除的高炉容积为450立方米，完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因其紧临市区，为了改善大气环境，已于今年5月被关停。一同被拆除的还有分别位于开平区和滦南县的另外4家钢铁企业的多座高炉、转炉。此次共拆除8座高炉，涉及炼铁产能362万吨；15座转炉，涉及炼钢产能620万吨。

　唐山市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唐山将通过“四个一批”，即淘汰落后关停一批、提高门槛挤掉一批、独钢独铁企业关拆一批、整合重组兼并一批，到2017年，使唐山的钢铁产业形成“225”产业格局，即以首钢、河钢为主，组建两大钢铁企业集团；在丰南、迁安两个钢铁主产区组建两大钢铁集团；以津西钢铁等企业为主，组建5个区域特色钢铁企业。

　事实上，这已不是唐山第一次对钢铁业产能过剩采取大规模整治动作。2003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就对钢铁、水泥等行业发出产能过剩警告，并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但中国钢铁产能在治理、反弹、再扩张、再治理的怪圈中膨胀，2012年底，产能利用率为72%。

　不仅仅是钢铁，在《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被点名的产能过剩行业还包括，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2012年底，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在不少专家看来，产能过剩之所以难逃治理、反弹怪圈与地方政府唯GDP论、国企市场运营机制不完善等中国式困局有巨大关系。

　“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资金与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说。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行的税制问题，使地方政府有扩张产能，从生产和流转环节获得税收资源的冲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同样认为，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产业发展是造成这一轮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产业发展，造成产业雷同。特别是以土地、矿产资源、投资配套等极具诱惑力的手段吸引大型投资项目落地，使部分企业更加看重投资项目以外地方政府所给予的资源，造成投资行为异化，这其中包括很多民营企业。

　此外，去产能化可能造成地方税收下降，甚至带来下岗职工再就业、企业债务处理等棘手问题，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

　“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而国有企业产能扩张很快，是因为有政府背景，在紧缩背景下依然能较易获得信贷。”瑞银证券财富管理研究部主管高挺说。

　钟伟认为，央企以持续的加杠杆不断扩张，也是产能利用率不高的一个原因。这从表象上可以归结为央企在要素资源的获得上、在市场准入上的行政优势，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取竞争中立的姿态。

　“长期以来，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严格项目审评和开工、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兼并重组、信贷管制以及对干部的绩效考核问责等方面。”诸建芳说，治理产能政策大多是针对新增产能，试图通过对投资限制达到有效控制新增产能形成、避免产能进一步扩张的目的。但由于政策本身设计不足，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陷入了产能过剩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