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侧重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我国治理产能过剩政策堵多于疏，行政干预多于市场调节。”诸建芳说，目前我国产能过剩治理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强化产能过剩行业供给端管理，政策由偏重堵转向疏堵兼顾；重视需求端管理，多渠道为过剩产能创造需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分类施策等。

　他认为，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市场化。目前我国金融、财税和资源价格等领域启动的市场化改革对减少政府干预，化解过剩产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看来，目前是中国产能释放高峰阶段，生产过剩是当下经济主要矛盾。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从以往适应短缺时代为基础向适应过剩时代过渡。而解决生产过剩矛盾，必然会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分配领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说，当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周期性波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导致企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规划产能，而是按照行政命令来扩大投资。这种盲目扩张往往导致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最终形成结构性过剩。从这个角度看，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市场化改革。首先，要让市场主体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其次，要推动价格机制改革，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避免不合理的价格信号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错误诱导；三是引导政府切实转变职能，尊重市场规律，不盲目要求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冯飞认为，要激发市场的矫正和调节作用，首先是政府要释放一个明确信号，即轻易不会伸出经济援手。这样才能使难得的市场倒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该淘汰的淘汰、该兼并的兼并。其次，要积极推动政府监管方式转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比如，以往核准一个新项目，政府考虑经济规模和未来盈利能力比较多，但这方面应该是出资人关心的，而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对社会的影响，如节能环保、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另外，政府要加强经济信息服务，建立经济信息长效化、制度化发布机制，用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但钟伟强调，中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持续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去化依赖纯粹的市场手段难以实现，需要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并举。例如，在巨型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以“废钢＋电炉＋污染”的小钢厂在基层政府的纵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