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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顾鑫

　10月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市场预期四季度可能出现物价高位运行而经济增速小幅回落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稳增长力度会逐步减弱。实际上，投资在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到底还能持续多久的疑问，将直接影响经济复苏的持续性。

　在全球经济稳态重构、国内经济潜在增速下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投资引擎持续发力面临通胀压力、产能过剩、要素价格上升等多重因素考验，从稳增长“利器”转变为“强弩之末”的拐点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就会出现。从投资调控角度看，应尽快转变思路，不仅着眼于短期稳增长，更要为长期调结构服务。

　从城镇化、区域差距等角度看，国内未来投资空间依然巨大，但过去几十年间高投资存在的根基已发生改变。从全球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后不会走上过度举债消费和大量进口的老路。当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显示，这些国家更重视在内部构建新的经济循环，全球经济复苏对我国出口正面影响不宜高估，着眼于出口快速复苏的投资增长空间不大。

　从国内看，随着要素禀赋特点发生改变，尤其是人口红利减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下降，投资增长空间必然受到限制。

　一方面，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等因素导致我国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资本投入加大对通胀影响会更显著，这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研究显示，2014-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分别降到18%、16%和14%，这三年投资总额将达180万亿元，超过1997年-2012年的总和，巨额融资需求带来的通胀压力难以想象。房地产周期与人口周期密切相关，其拐点来临越来越近。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要素价格上升而创新步伐相对较慢等因素将制约投资回报率。调查显示，约七成企业认为目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这意味着，投资可选择的不过剩行业相当有限。如考虑到技术壁垒和准入门槛，可选择的投资项目就更少。一旦出现好项目，资金便会蜂拥而入。近几年，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出现过剩便是例证。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进一步压缩企业盈利空间并制约投资空间。

　在当前形势下，投资不能只是短期稳增长的工具，更应为长远的调结构服务，应尽快转变投资调控思路。

　首先，应进一步打破国企垄断、激活民间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民间投资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相结合，降低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和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让民营企业拥有与国有企业真正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尤其是要改变在获取融资、资源等要素方面和产业政策制定方面国有企业更具话语权的现状。

　其次，应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这拖累了工业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导致盈利水平对经济增速过于敏感，对调结构形成掣肘。

　应健全相应的失业人员社会保障机制和再就业促进机制；加大跨区域、跨所有制并购重组力度；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让落后产能失去低成本要素补贴并加快退出。当前，淘汰落后产能的一大忧虑是会带来银行坏账上升。对此，可考虑实施相关金融救助措施。

　最后，应加大对外投资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力度，消化过剩产能和提升国内产业层次。新兴市场国家潜在购买力较大，但缺乏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及良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我国企业可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从而提升外需，利用当地低成本优势布局产能、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使国内产能得以优化和升级。同时，应简化对外投资行政审批、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