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百年的经济学史上，所有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比如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和社会分工的作用，熊彼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库兹涅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效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以上三种增长模式的综合体现。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是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所换来的“库兹涅茨增长”。展望未来，原有的“库兹涅兹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而且中国将进入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包括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Creation）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此外，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启“斯密增长”，更需从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着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当然，重视供给、重视改革、重视释放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不要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从这个角度讲，新供给主义不仅区别于新自由主义，也区别于早期供给学派或上世纪70年代美国传统供给学派。

　自由主义和早期供给主义都相信“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会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经济不需要人为干预。

　美国传统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是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以及肯普、罗伯茨等人，他们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决定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早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是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对垄断、支持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

　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重点研究了税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够刺激生产增长，并且能够抑制物价上涨。他们甚至认为降低税率后政府税收长期反而会增加。为了推动减税，他们宣称无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会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甚至阻碍生产。

　建立在软价值论、软财富论理论基础上的新供给主义，着重于从财富创造源泉的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新供给主义认为，农业生态财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们的生理需求等约束，其增长前景是有限的；工业硬财富源泉因为受到地球非生态资源和人们的需求限制，其增长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金融产品为代表的软财富增长空间是无限的。

　新供给主义认为，在农业生态财富和工业硬财富的领域，无视供给和需求约束，盲目扩张生产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软财富，增加新产品供给，才能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新供给主义还认为，传统硬财富由于产能过剩一般不存在恶性价格上涨的可能，只有食品价格会因为供给冲击而周期性地上涨，因而，控制物价的本质手段不应该是紧缩货币，而应该是增加新供给，包括食品供给、硬财富中的新产品供给、软财富供给，这样既可以平抑物价，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政策两难矛盾彻底消除。

　新供给主义主张大规模减税并优化财政开支，反对扩大低效率的财政支出，但是不支持无限度地夸大减税的效应——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减税，都应该重点支持新产业、软财富。

　与传统供给学派一样，新供给学派主张破除垄断与管制，认为中国亟须进行新一轮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力度国企改革，彻底释放被僵化体制长期压抑的增长活力。而搞活国企的本质手段是产权的民营化，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财富创造主体。新供给学派认为人口也是财富的源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流动，从控制人口数量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效率的道路上来，并主张逐步放开户籍管制。

　笔者认为，此时重视新供给主义理论，使更多人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力。这就要求政府放弃短周期管理，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同时，需要不遗余力地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的进程，推进经济自由化、产权民营化。此外，必须尽快压缩并严格限制政府支出，尽快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只要能尽快启动体制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长期可持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