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5万项基金投票记录，98.93%的赞成比例，1.07%的反对及弃权比例。
　　今年4月底公募基金首次集中披露上一年度参与上市公司股东会投票情况后，留下了这组意味深长的数据。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1.07%的异议率虽然看似微小，但大多指向资本运作、融资决策、关联交易、董事会治理、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等公司治理核心议题。
　　长期以来，我国机构投资者习惯通过买卖股票表达态度，即所谓“用脚投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开始认真使用手中的表决权，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在ESG投资体系中，这被称为股东积极主义。从这个角度看，1.07%的异议率或许不仅是一个统计数据，更是一个公募基金从财务投资者走向公司治理参与者的破冰信号。
　　● 本报记者 王雪青
　　1.07%不仅是数据，更是态度
　　第三方机构紫顶5月21日发布研究统计，4月底，16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按照监管新规要求，首次完成了上一年度（2025年）对外行使股东投票表决权情况的披露，其中163家管理人的披露内容形成可解析样本。这163家中，有121家在2025年有实际投票记录，42家披露无投票记录。全行业数据共覆盖5586场股东会、50064项唯一议案（去掉重复议案）。
　　“相关监管规则的落地，有效提升了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行为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紫顶表示。
　　紫顶统计发现，公募基金参与投票情况呈现三大主要特点：一是公募基金的参会记录集中于少数管理人。参会场次最多的前10家管理人，贡献了全行业近70%的参会记录。二是头部机构参与股东会场次显著分化。权益管理规模前30家管理人中，参会场次最多的管理人2025年共参与了超1800场股东会，但有6家管理人参会不足30场。三是不同类型管理人的参会积极性存在差异。外资公募基金最为积极，异议率也最高。
　　从投票结果来看，赞成票仍是公募的主流选择，投出异议票的机构仍属少数。赞成占比高达98.93%，反对与弃权合计占比仅1.07%（反对占比0.71%、弃权占比0.36%）。仅29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在2025年投出了弃权或反对的异议票，相关异议覆盖238场股东会、1015个唯一议案。
　　同时，存在异议的议案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异议票主要聚焦三大类事项：规则设立或修订、股权融资、董事选举，均属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
　　从异议票的分布来看，上市公司的性质与所属行业均对异议率产生影响。从公司性质维度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覆盖量与异议率存在差异；从行业维度看，交通运输、家用电器、传媒等行业的异议票占比相对较高，在投票记录不少于500条的行业中，异议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分布特征。
　　紫顶表示，对于长期资金而言，机构行使股东表决权并非投资行为之外的附属动作，而是价值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一家成熟的机构参与被投企业的治理体系建设，既能支持日常议案的高效处理，也要在重大交易、融资安排、关联交易、治理结构调整等关键事项中，形成审慎、可解释的明确立场。
　　异议聚焦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
　　合计占比1.07%的反对票和弃权票，反映出机构投资者关心的“治理问题清单”。虽然具体议案各不相同，但其关注重点具有明显共性——资本运作是否审慎、关联交易是否透明、治理结构是否完善、中小股东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
　　例如，联博基金的投票明显体现出偏治理导向的机构股东特征。2025年，联博基金参与投票的议案覆盖H股上市、关联交易、董事监事选举、担保、重大资产重组等多个领域。在蓝思科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海澜之家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长电科技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格力电器开展票据池业务，美的集团2025年H股股份奖励计划（草案），澜起科技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等议案中，联博基金均表现出较强的审慎态度。
　　在相关议案中，联博基金的关注重点并不只是企业“讲了什么”，而更关注交易是否公允、融资是否必要、是否存在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潜在摊薄。对于部分涉及关联交易、授信担保的议案，其投票行为也体现出对治理透明度和风险边界的关注。此外，从联博基金大量参与董事、监事选举，章程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等治理类议案也可以看出，这家管理人在行使股东权利时，更聚焦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长期稳定性。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ESG导向的投票风格，实际上反映出外资机构较为典型的“受托责任投资”理念。相比短期博弈，它们更强调长期资本回报、治理约束与可持续经营能力。某种程度上，基金公司在股东会上投出的每一张反对票、弃权票，本质上都不仅仅是一次表决，更是在向上市公司传递一种治理预期。
　　记者注意到，对于近年来持续升温的赴港上市热潮，基金公司经常会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发表审慎意见。站在公司角度看，赴港上市可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自身国际化品牌形象。但在部分基金公司看来，企业能否融资是一回事，融资是否必要则是另一回事。
　　例如，对于若羽臣的H股上市计划，汇添富基金进行了分拆投票，一小部分反对票的理由是：公司当前阶段经营性现金流良好，净额明显高于净利润，账上也有一定的现金，这种财务状况可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发行H股进行融资的迫切性值得商榷。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百普赛斯、传音控股、美的集团等公司，有公募基金对它们的赴港上市或分拆上市议案投出反对票或弃权票，其关注点是“公司当前股价处于低位，因此发行港股将稀释A股股东利益”。
　　通过这些案例不难发现，基金公司已经不再简单支持“融资即利好”“上市即增值”的资本逻辑，而是在追问融资能否真正提升长期股东价值。
　　除了融资和赴港上市议题，关联交易也是异议票的高发区域。
　　云天化、热景生物、格力电器、华域汽车等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都曾被公募基金投出异议票。基金公司的理由包括：关联方持续亏损、交易定价公允性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等。
　　在ESG框架下，关联交易一直被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观察窗口。机构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往往并不是关联交易本身，而是交易是否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是否公允，以及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可能。
　　ESG投资进入尽责管理时代
　　“在ESG和责任投资当中，参与投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责任投资基金需要通过投票机制去影响公司的行为。”
　　虽然公募基金首次集中披露年度参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的异议率并不高，但在郭沛源看来，披露本身的价值远大于数据——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变得更加透明，以及异议投票理由需要公开，接受市场审阅，这些都将对基金公司履行投票职责产生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机构投资者习惯“用脚投票”。对于不认可的公司和议案，机构投资者往往选择卖出股票，而不是在股东会上公开表达反对意见。郭沛源认为，这既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也有现实层面的考虑。“我们还是比较习惯举手赞成，提反对意见或者提出质疑本身就比较少。另外，不少机构认为，即便投了反对票，也未必能够改变最终结果。”
　　但在ESG投资体系中，投票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改变一次表决结果。郭沛源表示，机构投出反对票或弃权票本身就是在发出一种市场信号。它不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也会影响其他投资者对于公司治理质量的判断。
　　他举例称，在过去几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会上，出现过很多由股东提出的ESG议案，虽然这些议案几乎全都被投票否决，但仍有不少基金公司屡败屡战。“它们其实是把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当成一个很好的展示自身ESG立场的机会。在这个全世界投资人瞩目的场合表达自己的治理主张，即便最后不能改变投票结果，也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不见得只是对公司大股东的影响，还有对其他投资人的影响。”郭沛源说。
　　更重要的是，少数股东并非永远没有影响力。郭沛源提到，2021年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的股东会就曾发生过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小股东认为，公司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不够积极，不利于长期股东价值创造，于是提名了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成功争取到大型机构投资者支持，最终改组了董事会。
　　紫顶表示，机构股东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是A股资本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在各方的共同推动下，股东投票情况将不再只是披露一组数据，而是真正成为长期资金的治理语言，成为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年披露的1.07%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当越来越多公募基金开始认真对待手中的每一张选票，股东会上的一次举手、一张反对票、一次弃权表态，都将不再只是程序性动作，而会逐渐成为长期资本参与公司治理、推动上市公司提升ESG水平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