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科技类行业和公司的深度调研中，星石发现，不是一家，而是成批的公司，正在各个行业里逐渐领先甚至超越国外的顶尖公司。这正在发生的变化让江晖既震撼，又兴奋。

　　2018年底，当市场大部分资金还在抱团消费白马时，星石就已经在类别轮动上转向科技成长股。随着今年市场风格开始切换，科技成长股表现亮眼，星石布局的前瞻性得到了市场验证。“一般来说，在很多行业里面，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外的公司是龙头老大，但现在，可能第一、第二位最高端的是国外的公司，其后中高端的都是中国公司。” 江晖感慨道，“我们在显著超越，而且是迅速超越。每年我们的市场份额都在不断地扩大，这是根本性的变化，非常令人震撼。”

　　江晖举例说：“从通信行业来看，以前2G、3G的时候，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商都是三流的企业，到4G的时候我们变成二流的企业，最顶尖的还是高通。而现在从4G到5G，中国在产业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华为成为居首的公司，我们变成了一流的公司。别的很多行业亦是如此，我们在显著超越，我们的产业是在不断升级的。”

　　从宏观层面的驱动因素来看，早期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发展经济。过去十年或五年，经济的增长则是依靠行业集中度提高和商业模式改善，很多行业从几百家公司共同竞争的格局变成后来的几十家竞争，到现在的几家，企业利润逐步上升，价值型的寡头优势凸显。然而，商业模式改善、竞争格局转变带来的驱动是有限的。

　　“再往后看十年，我觉得重要的是科技，一定要靠高质量发展、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江晖表示，以前我们主要生产的是低附加值的低端、中端产品，而以后要重点进行产业升级，聚焦中高端和高端产品，靠高附加值和工程师红利“抢饭碗”。

　　此外，星石对科技股、成长股未来趋势的肯定，还来源于背后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乐观和坚实的工程师红利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江晖从复旦大学毕业时，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只有几十万，而现在这一数字达到了800万。这中间的变化让江晖对科技成长的未来信心倍增。

　　江晖认为，不论是从未来工程师的数量基础来看，还是从工作的勤奋程度来衡量，我们都拥有巨大的优势，未来我们的生产力是源源不断的。“这会是一次工业革命，可能在技术上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从各行业全方位来看，高科技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都会有很大提升。”

　　对于后市，江晖认为不利的预期因素都已基本消化，而好的因素在慢慢积累，市场处在不断向好的趋势中，实现科技超越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