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01版）但是发行人为了应对监管，挖空心思编制募投项目，投资项目成了迎合募集资金的存在，本质上并没有抑制发行人“超额”募资的冲动，反而催生了一批大而不当的投资项目，最终效果并不理想。

　　退一步来说，“超募”也并不能简单等于“圈钱”，判断是否“超募”的核心在于企业资金使用效率高低。正如著名会计专家吴世农所说，就一次融资来看，企业可能超额募集了一些资金，体现在流动资产的现金或存款账户。但从长期看，企业是否超募取决于其是否具有高效益的投资机会。若企业未来具有高效益的投资机会，所谓的“超募”就不一定存在。根据其发展状况和投资机会，也许还得再次增发新股或配股。

　　如果“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低，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发行上市初期，“超募”普遍伴随高价发行，可能导致短期投资者受损；二是如果“超募”资金被无度挥霍、低效使用，则损害股东利益；反之，“超募”资金如有高效益投资机会，持续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则投资者受益。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市场之所以关注“超募”，主要是担心上市公司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这个问题在A股市场确实长期存在，所以要终结“中国式超募”。

　　对于“超募”，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不应用行政眼光和静态眼光将“超募”概念化、标签化、脸谱化，而是更多用市场和动态的眼光审视超募，将主要精力用于监督和评价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通过市场化手段化解相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注册制下的市场化发行定价机制对于“超募”问题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中国式超募”有两个如影随形的最佳拍档，那就是“新股不败”和不同程度长期存在的新股供应管制。众所周知，过去不短的时间内，新股发行无论数量还是价格，一直存在管制，加上缺乏稳定有效的退市机制，使得新股成为稀缺资源，只要获准发行，就会赢得制度性溢价，从而导致“超募”。

　　历史上，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中国式超募”有过成功经验。由于坚持市场化原则，“新股不败”神话被打破，新股一级市场收益变得随机，破发概率大大增加，导致新股发行价格趋向保守。在2011年，“超募”问题随新股定价总体下行得到解决。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新股供应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新股不再稀缺，那么短期的博弈溢价也会最终消失。

　　此次注册制试点改革，在强调新股发行规模、节奏、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同时，加入保荐跟投机制，辅之以更严格的退市制度安排，引导投资者主要从企业价值角度参与投资，是一次系统性设计，只要持之以恒，保持制度效应的稳定性，一定可以终结“中国式超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