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龙川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全球化的扩展速度很快，经济体之间大多签署互惠条约，税收和非税贸易门槛被降到很低的水平。全球范围内货币管制放宽，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管制也大大放宽，这有利于资本流动到具有效率和成长前景的区域。

　　但是，由于这一轮全球化浪潮是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得到空前发展的背景下到来的，所以就创造出新的财政金融环境。传统上，发行债券受限于借款人对转入收益的使用，发行规模不高，而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衍生品的发展，金融产品几乎可以无限量地制造出来。经过捆绑、分割、再包装，高风险的债券产品会销售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是因为新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几乎不存在时间差，金融市场上的任何震荡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蝴蝶效应。

　　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及其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能源市场、贸易市场以及互联网业等新兴产业领域中的重要竞逐者。这些新的、有分量的竞逐者在一些情况下，会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提出挑战。

　　美国投资银行家、风险控制专家詹姆斯·里卡兹曾为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和主要对冲基金就世界金融问题提供咨询，并作为策划和协调者参与了五角大楼首次举行的金融战争演习。詹姆斯·里卡兹在其所著的《货币战争》一书中指出，“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事实上向全世界宣布了货币战争”，即让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来分摊美国通胀的成本，让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食物消费成本和能源成本变得更高；同样，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补贴、关税和资本管制来反击美国造成的通货膨胀”，这种激烈碰撞并不排除升级的风险。

　　按照詹姆斯·里卡兹在《货币战争》书中介绍的那样，美国官方其实对于当代社会再现升级版的“货币战争”有所心理准备，还曾进行具体的金融战争演习，比如有关国家会借助“借壳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衍生品的杠杆”联合起来，“发动金融珍珠港袭击”。美国金融主管部门和国防部观摩了该次演习，加深了对于全球政局与金融体系运作之间的联系。

　　本书提出，20世纪已经发生过两次货币战争。第一次货币战争的时间线在1921-1936年，以美国成立美联储以规范资本流动，巴黎和会强迫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而后者以恶性通货膨胀来减轻偿债压力。不仅如此，包括美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都加入到货币贬值，以争取贸易优势的行列中来，让那些没有加入或稍晚加入的国家遭受了大规模失业和通货紧缩。可以认为，当时的货币战争为之后的世界大战埋下了最重的伏笔。

　　第二次货币战争出现在1967年至1987年。二战结束前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运转困难，尤其是在美国约翰逊政府期间提出“向贫困宣战”的社会复兴计划后，使得美国通胀压力急剧提升。法国政府在此后对当时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予以攻击，用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直接引发了伦敦黄金市场关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推出特别提款权（即“纸黄金”）来缓解危机，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坚持金本位的努力也仅仅撑到了1971年。此后，美国政府还要求十国集团其他成员接受美元贬值、其他货币升值的决定。在沃克尔平抑美国通胀，重建强势美元后，美国经济赢得了此后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1985年的“广场协议”再次确认并强化了美国、美元的霸权地位。

　　本书还探讨了二战以来，对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形成了长期影响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的理论，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理论、行为经济学，从而揭示出当今金融市场运作变得更为复杂、灾难性风险的预防和遏制变得更为困难的原因。作者指出，结合经济学、行为科学、复杂性理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如果货币印制和债务扩张不很快停止”，货币战争很可能最终导致更为剧烈的金融市场动荡，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场混沌的、灾难性的投资者信心崩溃……就像不稳定的债务雪原上，最后一片金融雪花所造成的雪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