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多轮应对金融市场潜在风险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历史表明：

　一是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周期性波动，金融市场隐藏较大潜在风险，这是正常现象。不同历史时期，伴随着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我国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和创新方向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由此而形成的潜在金融风险也是在不断变化着。我们必须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方式，金融市场积存潜在风险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推动金融市场步入健康发展阶段。

　二是我国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经济波动的能力正在逐步提高。1962年我国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成功地进行了新中国以来第一次重大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让国民经济步入到正常轨道，但同时实体经济增长率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上世纪八十年末我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信贷双紧缩的经济手段来解决严重通胀问题，化解了金融市场和流通领域的风险，经济没有出现负增长，但是也出现了“硬着陆”现象。1994年以来，我国政府通过适度收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通过大力度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和全面建构金融市场法制框架来化解金融风险。在基本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化解金融市场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即使叠加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经济增长率也一直稳定在8%左右。目前，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应对金融风险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丰富经验，治理手段和政策更加丰富，理念更加先进，完全有能力打赢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

　三是历史表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要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结合起来。每一轮金融风险的释放和化解过程，都必然伴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单纯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是很难持久有效的，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主要依赖土地、资金、廉价劳动力、能源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向主要依靠技术、人才、信息和资本等新要素的高质量发展方式。经济转型过程会加速传统金融市场风险释放，同时也会为未来金融市场创新发展奠定实体经济基础。传统金融中我国土地房地产等要素货币化过度，但是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中，技术、信息、文化、生态等新要素又存在货币化严重不足。因此，在化解传统金融市场风险的同时，我们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和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的新业务新业态新模式，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推动实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相互关联、高度依存的两大并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