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到2007年，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在低端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共同拉动下，出现了跟世界同步的超常增长期。新一轮市场化房地产热潮的到来，发掘了城市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样都依赖土地。中国对城市房地产用地、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实行分割式定价交易方式，推动房地产用地走向“招”、“拍”、“挂”，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的低地价，推动三大领域共同繁荣。房地产是由于土地价格的不断走高而繁荣，工业和基础设施由于低地价形成了成本比较优势而繁荣。推动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成为新时期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功能。

　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已经不再主要靠银行存款。房地产催醒了居民的财富意识，也推动金融机构逐渐把业务重点放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管理上，财富管理理念和资产管理业务有了大发展。

　土地和房地产的彻底货币化和价格快速走高，推动了社会不动产财富规模的急剧上升。以土地和房地产为基础的不动产，成了社会上坚不可摧的信用基础。抵押信贷和抵押融资快速发展起来，担保物和担保链成了中国金融市场最基本的信用基础。商业银行贷款中70%左右为抵押贷款，各种债权类融资也大都需要不动产作抵押。不动产的信用价值促使拥有最大土地资源的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金融机构的青睐，推动地方融资平台的快速扩张。

　土地和房地产的不断货币化、金融机构业务财富管理化和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抵押性融资的大发展，是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市场创新的主线。这一轮金融创新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同样伴生着潜在金融风险的不断增大。土地和房地产过度货币化、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对不动产依赖度过高、社会债务总量增长过快，是这一时期重要潜在风险源。直到目前为止，由于土地和房地产在价格和规模上仍然继续上升，社会债务规模也仍然在缓慢上升，因此这三大潜在风险并没有有效释放。随着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低端制造业和贸易开始退潮，触发了浙江温州等地民营企业出现了担保链金融风险和部分地区贸易信贷风险，但是这一阶段沉淀的主要风险源并没有释放出来。

　2009-2015年我国又出现了跟实体经济走势相悖的新一轮金融创新。过去的每一轮金融创新总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直至过热。但是，这一轮金融创新恰恰发生在我国经济处于调整时期。伴随着这一轮金融创新，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率稳步下降，而金融业占经济比重逐年走高，一直到2015年金融业增长值占GDP比重接近9%的历史高峰值。

　2009年实行的强刺激政策让我国银行信贷年度增长迈上十万亿大关。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步入主动转型调整阶段，要逐步消除过度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控制住信贷投放规模。但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除了逐步退潮的贸易和低端制造业外，最消耗货币和信贷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都依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实体经济对社会融资需求并没有下降。在信贷受限，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能力有限的金融市场条件下，金融机构只有另辟蹊径，打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各种类型的非标准融资（渠道融资）应运而生。为了实现非标准融资，各类金融机构必须相互打通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平台，形成各种产品投资和合作的通道，引发泛资产管理业务的大发展。为了实现非标融资，资金必须脱离过去的监管体制，从表内转向表外，表外业务横生。总之，以发展非标融资为目的，以制度套利为手段，以实现期限转化为内容的这一阶段金融创新，大大拓展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密切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产品和资金上的互联互通关系，同时也积存着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这一阶段，金融创新的另一路径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相伴相生。互联网金融推动着客户接入方式、销售和支付路径、客户信用数据获得、交易和投资方式，以及监管方式的革命，推动传统金融和互联网平台的融合，催生了大量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促进金融市场节约信息成本和提高效率，当然同样也产生了大量新型的金融风险。

　综上所述，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长周期的经济繁荣和多轮金融创新历程，以土地房地产的过度货币化、债务率的过度上升、金融市场融资信用过度依赖不动产、金融市场制度套利性创新过度以及互联网与金融结合为主要类型的一系列潜在风险，都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目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主动转型，十几年来蕴藏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潜在风险需要逐步释放出来。中央决定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一，历史证明这一重大决策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超前布局，为我们赢得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战略时机。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蕴藏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上一定会体现出来。这两年我们通过超前预见、系统布控、化解源头、主动释放、纠错补漏、建章立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